学风的转变，除了与其自身内在的发展变化有关，很大程度上也受时代社会的影响。乾嘉之际，清王朝逐步显出衰世之态。权臣擅政，吏治腐败，加之人口剧增，土地兼并恶性发展，社会上出现了大批流民，新的社会问题不断涌现。而有清一代的福建省在经济文化各方面基本都处于落后状态，社会问题重重，痼疾新病交织，促使学者关注现实，思想逐步由虚空转入务实，如郑光策、谢金銮、陈寿祺等人，都致力于经世之学，揪心民间疾苦，希望改变当时无实无用、惟利是图的衰恶士习。[4](p94-95)这样，乾隆末年经世思潮在福建逐步兴起。 

同时，有志士人力图转变墨守朱子学的状况，重振福建学界，乾嘉汉学的影响由此开始突显。乾隆时，纪昀与朱珪兄弟先后视学福建，注意培养通经崇古之士，由此，闽省开始出现研习考证之学的学者。谢章铤曾说：“吾闽自龟山得道南之统，而集大成于考亭，数百年来一以朱学为职志，读四子书内外注，不敢磋跌一字。……延至乾隆中叶，纪文达、朱文正相继视闽学，以淹洽倡庠序。于是高才辈出，星联霞蔚。”嘉庆初年，陈寿祺等人在京城师从于汉学大师钱大昕、段玉裁等人，与各地汉学后进相互问学，确立研治汉学的志向，并有所作为，“最后陈恭甫侍御出，以沉博绝丽之才，专精许、郑，建汉学之赤帜。先导者为林畅园、郑西霞诸公，羽翼者为万虞臣、萨檀河、谢甸男诸公。……嗟乎！千里同声，一何盛也”[5] (p485-486) ！ 

鳌峰书院作为闽省文教中心，在新学风萌生的过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早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张甄陶掌教书院之时，已经在书院埋下讲求汉唐注疏之学的种子。[6](p298) 之后纪昀等人通过鳌峰书院，招集了一批有志于经史考据之学的学人，利用书院优越的资源研习汉学。其中朱珪与鳌峰书院的关系最为密切。谢章铤说：“国初吾闽不矜淹洽经书，时文以外多置不理。自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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