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鳌峰书院与近代前夜的闽省学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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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9:01: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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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珪督学，以通博倡庠序……列郡靡然从风，而俗习一变。”[7](p2426)在任粮道观察使时，朱珪曾以粮储观察身份管理鳌峰书院（据院志，粮道负责书院院产及经费，并参与课士），在诸生中“拔时髦二十八人，令联一社，曰读书社，授以治经作文之法。”[8](p3038) 朱珪倡联读书社，在闽省传统的饮酒作诗之会中，融入经史考据之学，使文会成为学人研习交流学术的处所。[8](p3090) 读书社的出现是嘉道以前闽省学术界分化的前兆。在读书社内，社人各就其性情所近，“或好宋儒言性命之学，或好求经世之务，或耽考订训诂及金石文字”[9](p61)读书社中人才辈出，孟超然是乾隆年间闽省最有名的程朱学者。郑光策则以开创嘉道以后闽省经世致用之学著名。龚海峰、林樾亭既以诗文闻于时，也长于经史考据之学。林樾亭所治礼学被陈寿祺称为“盖陈氏（光地）之支裔”，是乾隆年间在福建萌生汉学的代表人物。读书社的出现是嘉道以前闽省学术界分化的前兆。黄保万认为读书社“打破了康熙以来复兴理学的樊篱，不同学术见解，自由争辩”。[10](p220)朱珪组织读书社目的也在于为培养汉学萌芽创造条件。继读书社而起的是殖社：“读书社颇零落，则陈恭甫又倡以实学，名曰‘殖社’。盖取不殖将落之义。” [8](p3089)陈寿祺曾记曰：“往寿祺与同人倡为通经复古之学，以时群集课业，命曰殖榭（注：闽人言“社”为“榭”）。”[11](p28)相较于读书社，殖社诸生更专于“通经复古之学”，士人学风转变可见一斑。殖榭所出人才亦不少，陈寿祺后来蔚为一代经师，谢震、万世美、林一桂皆治考据学，尤见长于治礼学。陈寿祺等人为了应对闽省世俗人心日益变坏的趋势，“以为善风俗在正人心，正人心在厉行义、尊经学”，在福建进一步倡扬经学研究，于是新兴的汉学风气与旧有深厚的朱子学传统结合，最终形成典型的汉宋并重的治学风气，从而正式开启乾嘉之后福建学术界汉宋并重的新风尚。[10](p220)
二、陈寿祺与嘉道间的鳌峰书院的学术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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