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大多学生惧怕读经的畏难心理，陈寿祺在规约中特意讲明研习经史有助于科考，并不比专攻八股制艺难。[21](p59)为敦促诸生勤学经史，陈寿祺分发“程薄册”，让诸生“按日所读经史古文等，照式填写课程簿，每逢十日汇呈讲堂，酌名面加考验。” [18](p60)陈寿祺指导学生非常细致：“先师讲学，必详经说，深于传注诂训。时稽诸生所习业，为之厘正句读、辨订伪误、详究音韵、分别训义。诸生执经问难，无不为之考核是非，折衷群说，缕析条分，明辨以晰。” [23](p340)即使诸生肄业后，陈寿祺仍常在来往信中敦促学生学习，指导治学门径。陈庆镛曾提到陈寿祺离泉掌教鳌峰书院后，“尝屡以手教来，命稽识达旨，务得古人堂奥，而于经师中许、郑尤宜容仰。”[24](p19) 

在陈寿祺的苦心栽培下，其门下弟子如孙经世、陈庆镛、林昌彝、王捷南、张冕在经学考据上都有所成。他们在治学上一个共有的特点是以宗汉学为主，而道德修养兼学程朱。孙经世“治经不名一家，以宋儒义理之说体之于身，而超然心契其微，又深探训诂声音文字之原，而求之于经，能明大义。”谓：“不通经无以为理学，不知声音、文字之原，无以通训诂。” [25](p5)陈庆镛尝自书楹语云：“六经宗孔郑，百行学程朱。”[26](p3)林昌彝曾言：“是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如目之中天，未可偏讥而互诮也。”[27](p241)清初李光地、蔡世远折衷汉宋的态度，在嘉道年间重新得到发扬，并逐渐形成汉宋并重的新风气。 

道光中叶以后，掌教鳌峰书院的林春溥也是一位“得宋学之醕，而兼汉学之博者”。[16](p2)汉宋兼采的风气继续在书院得到发扬。 

（3）改造古文诗赋之风气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