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动荡的社会时局和思想的重新整合，清初诸儒为扭转社会和学术所面临的困境，遂致力于“学以经世”的努力。其中，他们对传统礼文化的注目，一方面蕴含了其文化正统性的民族文化情结，以此来体现对新入主中原的清政权的不满和抗衡；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对礼的注目已不仅仅局限于学术探讨层面，而是将其视野扩大到对社会的治理问题上，其对礼的*文化传统的承继，意在张扬“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4]的功用，以此来重新审视和建构合理的社会秩序。顾炎武“礼者，本于人心之节文，以为自治治人之具”[5]和黄宗羲“《六经》皆载道之书，而《礼》其节目也”[6]的思想认识，即是此一思路的主要体现。

在“以礼为治”思想的取向下，清初诸儒不仅对向称聚讼的宏纲大典《周礼》投入极大的关注，还对阐发礼之仪节和义理的《仪礼》、《礼记》同样予以重视。他们之所以如此，其目的即在于通过对礼的有关问题的学术探讨，来寻求其所蕴含的*、社会功用，以期使动荡的社会由无序走向有序。

清初诸儒以礼来建构公共领域秩序的努力，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们从本体论上论证了礼“治人”取向的合理性，其主要表现为对礼与理关系的探讨。诚如刘泽华先生所揭示的：“我们的祖先凡属要论证事物的合理性或绝对性时，一定要从天地、自然、神灵、道与圣人那里寻求本体性的依据。只要找到这种依据，该事物便成为不可置疑的，而且在当时也很难有其他理由与之抗争。”[7]宋明理学对“天理”（或“理”）的哲理性建构，即是这一思维特性的典型代表。然而，宋明理学家对“天理”的经营和过分夸大，在实际社会中则遭遇到一定的困境。为了纠正和弥补宋明理学家所遭遇的困境，清初诸儒一方面吸取了他们的合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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