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以颜元、李塨师徒为代表，提出了礼与事物之理相贯通的思想。颜元在倡为“实行经济”之说的同时，非常重视对古礼的践履，而其首要原则则是要人们一准于理，且不可拘牵于世俗之见。在与刘焕章的对话中，颜元指尝出：“吾侪当礼法涂地之时，而毅然从事，固将求合于理也，非以苟异于俗也，亦非以礼自我出也。务使神人各安，一人可行，人人可法，远不谬圣，近不悖王，斯可耳。若不究时王之制，古圣之礼，一有增减，岂求合于礼者哉？”[17]李塨继承了其师的思想主张，并进而提出“准情度理”的礼观念。他认为：“理即礼也。礼以敬为主，而其事则须先习于学中焉。”又说：“仁知孝弟，尚为虚名，惟礼为实事。如仁之立人达人，则有礼制知之；举错有度即礼；孝弟之温清定省，徐行隅坐，皆礼也。且礼不在故迹即在当前。……随时随地，能合情理，是为礼矣。”[18]此一“准情度理”的礼观念，已与宋明理学所言之理有着很大的不同，且开启了此后戴震一系对理的重新阐释。

三、王夫之从哲理的认识高度，重新审视了礼与天理的关系。其于《礼器》篇中阐发说：“体而上者道也，礼之本也。形而下者器也，道之撰也。礼所为，即事物而著其典则，以各适其用也。此篇详论礼制之品节，尽人情而合天理者，一因于道之固然，而非故为之损益，与《礼运》一篇相为表里，盖一家之言也。运之者体也，而用行焉；成乎器者用也，而要以用其体。”又说：“节喜怒哀乐，自然之准也。万物之理，切乎人用者，人心皆固有其则，以饬吾喜怒哀乐之用。苟昧其节，则好恶偏而不足以尽物理之当然矣。节之所著，则礼是已。故欲察物者必反求诸心，因其本然之节，以率由乎礼，乃使物之情理毕著而唯吾之用。不然，逐物而察之，不切于吾身，而又奚以用乎？此人性之蕴与物理之宜，同原而互著，礼所率性体物而不可离也。”[19]王夫之所谓的天理，乃是从自然意义上而言的，并非宋明理学之“天理”；而其所言之性情，也非单纯感观意义，而是体现“物理之宜”的。王夫之此一纳天、性、情（物）于一体，而以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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