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五，礼与法的关系。在中国古代，礼与法两位一体，相辅而行，直接关涉到统治机器的有效运转、国家的治乱安危。故而礼与法的关系，成为历代思想家和为政者颇为关注的问题。对此，清初诸儒鉴于前代和时人立法之弊，更为强调礼对维系社会的重要作用。陆世仪曾说：“汉唐以下，治天下之法最密，然实处处渗漏，以其意欲一网收尽天下故也”[45]；“古人治天下以礼，今人治天下以法，法胜则礼亡，礼亡则人心绝，法尚不可治天下，而况于无法乎？”有鉴于此，他倡为礼治之说，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看《周礼》一部书，止辨得王畿千里以内事，何等乾圆洁净。”[46]这一思想与同时大儒颜元论律法稍有不同。颜元曰：“顺性中度之谓礼，反性贼情之谓辜。礼全性于未迁，律制情于已放。故礼导其顺性，律恶其反礼，一也。”[47]然从为治角度而言，两人所论，实有异曲同工之妙。顾炎武从明亡清兴的社会实际出发，在礼与法的关系上，更加重视礼制的建设。顾炎武指出：“法制*，王者之所不废，而非所以为治也。其本在正人心、厚风俗而已”；“前人立法之初，不能详究事势，豫为变通之地。后人承其已弊，拘于旧章，不能更革，而复立一法以救之。于是法愈繁而弊愈多，天下之事日至于丛脞，其究也眊而不行。”[48]有鉴于此，顾炎武憧憬着“变鲁至于道”的治世。他说：“变鲁而至于道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变齐而至于鲁者，道之以政，齐之以刑。”[49]就实而论，清初诸儒的以上认识既有积极意义，又有其偏颇之处。他们对法治某些弊端的揭露是切中问题要害的，因而能提出以礼为治来弥补法治的不足。但他们对礼的张扬，又过分夸大了其作用，且没能更好地处理礼与法相须为用的关系，因而其思想存在理想化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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