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实考制度与阐发义理相结合。大体而言，礼包含礼义、礼制、礼俗等不同层面。其中，如何处理阐发礼义与考订礼制之间的关系，关涉到礼以为治的整体效果。清初诸儒的基本思路是：礼仪制度的考订，目的在于由此彰显制度本身所蕴含的精义（或精意），以及先儒阐发礼义（或礼意）的用意所在，而非仅就制度本身而言制度。与其为学宗旨注重习、行相应，李塨于礼，不仅仅限于礼书，而是从广义上来把握礼。他在《答长举问》中倡言：“愚前言礼，原非一端：有心礼，齐明致中；有身礼，非礼勿视听言动；有家礼，朔望节令祭期忌晨。是三者在躬行，不在考书；即考书亦非秘奥难得者也。”[39]然另一方面，礼书亦不可置而不问，因为欲折衷诸礼是否适于习行，还得以此为参照，尤其是后儒所论之礼恰当与否，更需依照古礼去酌定。李塨指出：“但三代大经大法，修己治人之事，舍是三书（指《周礼》、《仪礼》、《礼记》——引者注），无以考之。今世官政，犹是六典遗意；《会典》、《家礼》，不出《仪礼》规模，而皆以《礼记》络纬其中。可见此三书者，百世不可磨，而考研折衷，则学人事耳。后世喜空言而置实事，故于载言之书，多乐道之。《三礼》记载事实，自宋明以来，驳议纷然，今谬者且指为伪矣。是必礼法荡然，一无可考，变人类为禽兽而后快也，不亦可惧之甚？”[40]万斯大由“礼数之未知，何足以明礼义”认识角度出发，倡言道：“私谓礼教弘深，学者务使礼经与诸经传逐节关通。……庶有以得乎恭敬、辞让之原，而因以见先王制礼之义焉。”[41]万斯同更指出：“夫凡解经者，泛解义理与实解制度不同：解义理则可就一己之见；解制度则当考古人之言”[42]；“夫儒者泛言理义与实考制度不同：义理可断于己，制度则当质之于古。”[43]李光坡通过撰著《周礼述注》，曾深有感触地说：“呜呼！唐虞之书，根柢数语；夏商之礼，荒略无征。然明物察伦，所因所革，圣圣相授，远有渊源。则求观二帝三王所以反本修教之道者，舍是书（指《周礼》——引者注）何适乎？”又曰：“夫子惓惓于斯文之兴丧，朱子晚而于《三礼》之文尤加意者，诚以《六经》之书，言道者，所以崇其知；言礼者，所以卑其行。知崇礼卑，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二者都不可偏废。故断简残编，依迟顾惜，先圣后圣之心远矣，其为道存也。然则缘其文求其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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