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诸儒对礼、理关系的以上认识，一则弥补了宋明理学家理学思想的不足，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超越；一则通过融贯理、礼，为礼的合理性寻得了本体性依据，从而为以礼以经世提供了本体论支持。

其次，礼是关乎国家治乱的大关键。清初诸儒对礼的本体性依据的论证，其关切点在于为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提供思想依据。那么，究竟礼与国家治乱有何关系呢？对此，清初诸儒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国家的治乱与礼有着甚为密切的关系。孙奇逢指出：“夫礼，先王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亢一分不得，贬一分不得。故曰：‘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又曰：‘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礼之所兴，与天地并，礼岂可苟焉而已哉！”[20]又曰：“世之治也无他，食以礼而已矣，色以礼而已矣。而礼之重于天下也，此何待言也。世之乱也，亦无他，食不以礼而已矣，色不以礼而已矣。”[21]这一认识，把礼与世之治乱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颜元、李塨师徒对礼的治世功用亦做了阐发。颜元认为：“治平之道，莫先于礼。惟自牌头教十家，保长教百家，乡长教千家，举行冠婚丧祭、朔望令节礼，天下可平也。”[22]又曰：“礼乐圣人之所贵，经世重典也。”[23]李塨指出：礼是古之为治的大关键。其言曰：“予尝以为汉唐以上，气运盛于北。其笃生喆人以荷斯道之统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皆行礼奏乐，光华宇宙，立道垂范以为民极。……且夫古之所为道，礼乐文物，体诸身而措诸世，为天地建实功，为民物树实业。……此天运圣道古今升降出入之大关也。”[24]要而言之，“圣门六艺之学，总归一礼”[25]。见及于此，李塨倡言道：“学勿骛广，礼其务哉，亦诸学之纲也。”[26]顾炎武更明确提出，礼之功用乃在于其为“自治治人之具”。其言曰：“礼者，本于人心之节文，以为自治治人之具。……然则周公之所以为治，孔子之所以为教，舍礼其何以焉？”[27]黄宗羲则从通经致用的角度对礼的意义进行了阐发。他认为：“《六经》皆载道之书，而《礼》其节目也。”[28]《礼》作为《六经》的节目，主要在于：“《礼经》之大者，为郊社、禘祫、丧服、宗法、官制。言人人殊，莫知适从。士生千载之下，不能会众以合一，由谷而之川，川以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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