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海，犹可谓之穷经乎？”[29]与黄宗羲思想相近，张尔岐亦指出：“尽《六经》之说，而后可以究《礼》之说，而后可以究《中庸》之说。《中庸》者，礼之统论约说非其详者也。而孔子告颜渊曰：‘克己复礼为仁。’仁不得礼无以为行，并无以为存也，礼之所统不既全矣乎！吾故断以《中庸》为必有所指，而其所指，断乎其礼而非他也。汉儒取以记礼，为得解矣。”[30]张尔岐不仅有如此认识，在撰著《仪礼郑注句读》过程中，他还对《仪礼》颇有神会，曾不无感叹地说：“方愚之初读之也，遥望光气，以为非周孔莫能为已耳，莫测其所言者何学也。及其矻矻读之，读已又默存而心历之，而后其俯仰揖逊之容，如可睹也；忠厚蔼恻之情，如将遇也。……虽不可施之行事，时一神往焉，仿佛戴弁垂绅，从事乎其间，忘其身之乔野鄙僿，无所肖似也。”[31]由以上诸儒所论可见，他们对礼的考究，已非单纯的学术探讨，而是意在从中体悟出一些适于世用的道理。
其三，“礼时为大”精神的阐发。清初诸儒在阐发礼对世之治乱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提出了正确对待礼的原则，即“礼时为大”（意指因时代需要不同，应对礼适当加以损益）。孔子曾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32]《礼记·礼器》亦曰：“三代之礼，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此一“礼，时为大”[33]思想的提出，揭示了礼的精神实质所在。清初诸儒承继了此一思想，并作了进一步的阐发。孙奇逢曾说：“夏、殷、周，一礼相因，而妙处全在损益。如无损益，天地为死局矣。”[34]又称：“礼教陵夷，已不可言，然礼之意终古难晦。殷因夏，周因殷，总此一礼，不得不损益于其间，继周者百世可知。”[35]陆世仪指出：“秦汉以来，其制作礼乐者，多非明理之儒；而明理之儒，则又多是古非今，动辄有碍。”[36]这是因为，“礼乐之存，汉宋诸儒之功固大；礼乐之废，汉宋诸儒之失亦不小。汉儒不知礼乐，而妄述礼乐，其失也愚而诬；宋儒知礼乐，而过尊礼乐，其失也拘而腐”。有鉴于此，他提出：“愚谓古人行礼，所为可贵者，非谓其一依图说，确然不移也；亦谓古人举事，处处皆有秩序，皆有仪文耳。《仪礼》所载，不过写出一规模举止，以为楷式。自君子行之，必有本之而稍为变通者。”[37]有见于此，他指出“非天子不议礼”乃一认识误区，曰：“盖《中庸》所谓不议礼者，谓不敢轻议而改时王之制也。若私居议论，考订折衷，此正儒者之事，亦何罪之有焉？孔子答为邦之问，是一证也；朱子《仪礼经传集解》，亦是此意。”[38]陆世仪这种不泥古、贵变通的思想，发扬了“礼时为大”精神。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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