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理关系之辨，很早即受到关注。孔子曾说：“礼也者，理也。”[8]《礼记·乐记》亦称：“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唐代孔颖达承继了这一思想，他指出：“礼者，体也，履也。人之所生，礼为大也。非礼无以事天地之神，辨君臣长幼之位，是礼之时义大矣哉。礼者，理也。其用以治，则与天地俱兴。”[9]及至宋初，周敦颐仍主此说，其言曰：“礼，理也；乐，和也。阴阳理然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而后和。故礼先而乐后。”[10]此后，宋明思想领域受理学主宰，“天理”被提升到无以复加的地位。其间虽有朱子颇致力于《礼》之研究（朱子曾撰《仪礼经传通解》等），但终未成为主流。明清之际，“以经学济理学之穷”渐成潮流，清初诸儒致力于回归经学典籍的努力，重礼思想又为学人所注目。他们鉴于宋明理学倡言“天理”而忽视“礼”的偏颇，起而向理学提出质疑，在思想认识上将“理”与“礼”加以会通，对“礼”的合理性给予肯定。

清初诸儒对理、礼的融贯，有三种思想取向：一、以孙奇逢、陆世仪为代表的对理学“天理”思想的补充，主张纳礼入理。孙奇逢曾说：“礼者，天理之节文，所以美教化而定民志，故三王不异礼而治”[11]；“说礼不说理者，用功必有下落，离却显然条理，说什么不睹不闻，天下归仁者。乾坤浑是一个礼，盖舍了天下，即无处寄我之仁。”[12]但在孙奇逢看来，体现为“天理之节文”的“礼”，需以“心”来操其权，其言曰：“盈天地间千条万绪，纷陈于耳目前。其视之礼与非礼，目不能操其权；其听之礼与非礼，耳不能操其权，总归之于心。心主思，思其非礼者勿视勿听，此谓先立其大。”[13]由此来看，孙奇逢在强调礼的同时，亦保留了传统理学的某些个性。在这一思想取向上，陆世仪与孙奇逢有着十分相似的地方。陆世仪曾言：“礼者，天理之节文，故有一代则有一代之制作，皆有意义，不必是古而非今也。”[14]由此引申，陆世仪将礼与敬、格致等理学范畴联系在一起。[15]但与孙奇逢认识不同的是，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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