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5年（咸丰五年），魏源写成《书古微》，对东汉经学家杜林献出的漆书《古文尚书》提出质疑。《古文尚书》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争议很大的典籍之一。汉初，伏生用隶书写出《尚书》29篇，称为《今文尚书》。到汉武帝末年，鲁恭王刘余从孔壁中获得用古字写成的《尚书》竹简，这便是《古文尚书》。孔安国校读一遍，发现古文本比今文本多出16篇。后来《古文尚书》亡佚。东汉初，经学家杜林曾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后由贾逵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遂使《古文尚书》大彰于世。东晋元帝（公元317－323在位）时，豫章内使梅赜又献《古文尚书》25篇和孔安国的《尚书传》。后来流行本子就是以此和《今文尚书》的混合。这个本子真伪混杂，引起了后人的怀疑，如宋代的吴棫、朱熹便提出了质疑。清初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旁征博引，证明了东晋梅赜所献为伪书，对经学研究作出重要贡献。但阎氏却对东汉的《古文尚书》持肯定态度，认为无论是孔宅发现之书，还是杜林所献之书，“皆载在史册，确然可信者也。”⑧魏源的《书古微》从今文经学的立场出发，否定东汉时代的《古文尚书》。他认为，汉代的《尚书》只有一种，不分古今，学者“以今文读古文，又以古文考今文……西汉今古文本即一家，大同小异不过什一，初非判然二家也。”然而，从杜林声称得到漆书《古文尚书》后，“古文遂显于世，判然与今文为二，……今文遂为所压。及东晋伪古文晚出，而马、郑亦废。国朝诸儒知攻东晋晚出古文之伪，遂以马、郑本为真孔安国本，以马、郑说为真孔安国说，而不知如同马牛之不可相及。”①魏源从五个方面论证了东汉古文本的不实之处，指出：“杜林、马、郑之古文依讬无稽，实先东晋梅传而作伪，不惟背伏生，背孔安国，而又郑背马，马背贾，无一师传之可信，”遂使《尚书》之“微言大义几息灭于天下”。②这就把东汉《古文尚书》彻底否定，推倒了汉学古文经的一个及其重要的理论依据，并通过全面肯定《今文尚书》，树立了今文经学的权威性。魏源对《古文尚书》的这番辨析、考证，不是为经术而经术，而是“以经术为治术”，也就是本着通经致用的宗旨，从中寻求治国的方案。他在《默觚•学篇九》中写道：“以《周易》决疑，以《洪范》占变，以《春秋》断事，以《礼》、《乐》服制兴教化，以《周官》致太平，以《禹贡》行河，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以出使专对，谓之以经术为治术。”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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