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选择的史料，首先关注维新时代的启蒙者对传统习性进行批判时所采取的切入方式，其次将揭示他们对改变固有习性所进行的一些尝试性的理性设计。史料显示，维新人士对习性改造的关注，基本上导源于其个人对传统习性所造成的身体痛苦的认知经验。由于这种经验基本上具有间接性，所以往往带有相当大的想象成分。比如对缠足痛苦的描述，曾经在许多文章中达到了细腻传神的地步。但由于缺乏妇女的视角和印证，常常带有先入为主的男性主观叙述痕迹，出于缠足自身经历的大量女性叙事大多出现于民国建立之后。所以有些后现代观点认为，知识分子以男性为中心构造了一个从“戊戌”到“五四”的妇女受压迫的神话[4]。从戊戌叙事的本身而言，对缠足意义的男性阐释所导致的对女性身体的关注，确实缺乏妇女本身的参与，所以基本上属于男性话语范围，这样就很难使禁劝缠足的运动从外部转变成女性内部情感控制的过程。另外，许多习性的控制与改造虽然最初是从个人身体的角度切入，内涵有倡导个人自由解放的可能性，可是最终却往往被遮蔽在某种*目标的设计范围之内，而被自行消解掉了。
本文所选取的史料时间跨度约为十五年，即1895～1910年这段时间。理由是1895年戊戌变法已经开始酝酿，并陆陆续续出现了一些习性改革的文字和议论，这些议论并没有因为百日维新的失败而中止，反而日益拓宽了习性改造的范围。而且，1898年以后的习性变革文字基本沿袭了戊戌话语的表述形式，只是在内容上更有所增加。在1911年以后，当习性改造逐渐变成了一种国家强制性行为，从而最终失去其戊戌时期精英倡导的性质时，其叙述方式就已经不是民间话语的表述，而是国家话语触角的延伸了。因此，习性变化的长时段效应显然是短短的百日变法的时间框架所不能容纳的。
二、“习性”与身体观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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