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时代对时空变迁的敏感与自觉充分表现在熊希龄创办“延年会”的宗旨上。熊希龄在自述其办会宗旨时，已表露出要控制时间运用的强烈欲望。其言曰：“天无年，无可延也；人有年，可自人延之也。”[20]也就是说，天无始，天无终，是不可控制的时空状态，但是在具体的人类行程中，却完全可以自行设计调控时间的使用。谭嗣同在《延年会叙》中，更开始把时空与“天下之大势”连接起来加以认识，提倡在有限的生命里重新安排生活时间的节奏，在重新构设的时间序列中，得以“持藐藐之躬，与物为构，得以专精致力，从容舒布”[21]

　　谭嗣同已深刻感觉到，中国古代与现代世界的“延年之术”有根本区别。中国古代的所谓延年益寿之术依靠的是，“或芝菌导引，熊经鸟伸，或丹饵服食，玉浆甘露。”但是这种延续生命的方法“是延梦幻耳，非延年也，延更与不延等。”[22]更为关键的是，这种设计时间的方法只是一种个人行为，而无法放大为群体生命的更新与拓展。在谭嗣同的眼里，所谓现代意义上的时间和生命的延续并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整个地球公理、文明进步的标帜，是社会进化流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当古代人本能地自觉意识到时间的存在时，他们往往本能地试图超越它或消灭它，所以中国人延年益寿的传统方法只不过是想摆脱个人存在的孤立性和局限性。古代文化之中的时空观，是通过构建时间再生的神话，使人们感觉到有可能克服人生的暂时性和一次性。人们通过把自己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行为上同祖先的社会机体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来设法逃脱死亡[23]。谭嗣同列举出的一些祖宗成法和习性，如“宾客之不时，起居之无节，酒食之征逐，博弈之纷呶，声伎戏剧之流连忘返。”[24]诸如此类的恶习，都是希图使个体摆脱孤独的表现。

　　有鉴于此，谭嗣同所依据的“延年”的定义，就不是以个人寿命的延续与享乐为中心议题，而是以整个种族群体在世界文明中位置的确定来重构中国近代的时空观念。他首先认识到，“文明愈进，其事必愈繁，不简不捷，则生人之年，将不暇给。”[25]有此自觉之后，谭嗣同就进一步以西方的进化时空观为标准给延年的内涵重新加定义，他共举出舟车、邮递、艺事、文字、官吏、税务诸方面的中西效率进行比较。经过对比，谭嗣同发现，在西方线性进化的序列里，时间会得到有效地控制和利用，而在传统中国的时空观中，生活的日常节奏虽然表面上被延续着，但以现代的标准来衡量，却恰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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