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的逻辑是，妇女缠足导致的虽是个体痛苦，但由此达成的行为半径的缩小及造成相关的体质羸弱，却危及群体生存的质量。因此，使妇女从裹脚布中解脱出来就不是一个个人解放的私人领域中的实践行为，而是一个涉及民族生存和国家政体安危的*设计的一个组成部分。康有为说得很明白，如果“令中国二万万女子，世世永永，婴此刖刑，中国四万万人民，世世永永，传此弱种，于保民非荣，于仁政大伤。”[12]所以，我们对维新时期启蒙者对习性改造的认识不能作出过高的估计。启蒙者在维新时期对缠足与身体观变迁的理解，基本上是在*学设计的框架内进行的，尚没有真正从深层次上触及妇女作为个人的身体解放和欲望伸展的现代心理和文化问题。
在戊戌变法时期，谭嗣同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物，因为在《仁学》中，他已开始从男女平权的文化视角处理习性问题。谭嗣同提出，残毁人的肢体，如缠足者流，完全是亡国之由。但他特别提出，以空间禁锢妇女之行动，更是一种文化现象。谭嗣同用佛家的无性归一理论，阐说男女平等之义，所谓“苟明男女同为天地之菁英，同有无量之盛德大业，平等相均，初非为*始生于世，所谓色者，粉黛已耳，服饰已耳，去其粉黛服饰，血肉聚成，与我何异，又无色之可好焉。”[13]谭嗣同的目标是消弥男女之间的差别相，男女在性别上“澹然相忘，犹朋友之相与往还，不觉有男女之异”。从表面上看，谭嗣同是鼓励男女破掉“*”字的大防，重新认知“性”与身体的关系，最终满足发抒自己的欲望。他认为处于世俗间的妇女昧于理道，“奉腐儒古老之谬说为天经地义”，故而造成为人劫持、为人玩弄、为人胁逃、为人鬻贩的诸多悲剧。谭氏认为，这是不知“男女构精，特两机之动，毫无可羞丑，而至予人间隙也。”[14]所以只要把男女*视为一种科学的机械行为，通过“多开考察*学之馆，广布阐明*理之书，使人人皆悉其所以然，徒费一生嗜好，其事乃不过如此如此，机器焉已耳。”[15]也就是说，通过剔除心中的欲望达致男女平等共处的和谐状态，就可以避免古代悲剧的重演。这明显是佛家诠释的进路，谭氏曾引佛说：“视横陈时，味同嚼蜡”可以为证。
由此可知，谭嗣同概念中的习性与身体观念的变迁，落实到妇女的身体上，均不是以女性个人的欲望抒发为考虑前提，而恰恰是以禁俗主义的方式消解男性居垄断地位的性权力欲望为目的。个人主义与利己式的欲望抒发肯定不在谭嗣同等启蒙者的视野之内，这种局面一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才有所改观。无庸讳言，戊戌维新时代有关习性的改造议论，基本上是在强国保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认知框架下加以伸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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