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消解理念在维新晚期的著作如《大同书》中仍有体现。在《大同书》中，康有为对妇女被囚禁于男人之室形同玩物深表愤慨，认为缠足与禁止妇女出游等恶习均是所谓男子“防*之制”所为，所以应该听任妇女出外交接、宴会、出入、游观，但对女子行自由主义的原则，仍是从“言国势之大损，言传种则大败”的*逻辑中推导出来的解放宣言，而不是妇女主体欲望的完整表述。在戊戌启蒙者的话语表达中，以女子为中心所谈论的“性”问题被再次宣告处于空缺状态。

　　在康有为的表述中，拯救女子的要义不仅是一个扩大活动半径的问题，而且女子真正的独立应表现于和男子在服饰与参政等诸方面同享持平的权利上。他为妇女解放设计了三个步骤：所谓“治分三世，次第救援：囚奴者，刑禁者，先行解放，此为据乱；禁交接、宴会、出入、游观者，解同欧美之风，是谓升平；禁仕宦、选举、议员、公民者，许依男子之例，是谓太平。”[16]在这种模仿“公羊三世说”诠释的妇女解放之路的终极状态中，康有为最强调“女子与男子衣服装饰当同”，是女子独立的先决条件。女子与男子异服是因为：“女子玩为男子私有之物，但供男子玩弄，故穿耳、裹足、细腰、黑齿、剃眉、敷黛、施脂、抹粉、诡髻、步摇，不惜损坏身体以供男子一日之娱，况于衣服，其安得不别有体制以供其玩弄耶？”结论当然是：“故男子尚素朴而女子尚华采，皆以著玩弄议”[17]。所以为昭平等之义，“宜定服装之制，女子男子服同一律”，这样就会在男女之别上实现大同的目标。很明显，康有为其实是用一套禁欲主义的方式来推行妇女习性的变迁进程，而且这种禁欲主义方式的推行是与国家富强的总体目标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颇似福柯所说的法国十八世纪的情景。

　　福柯认为，十八世纪法国权力技术的最重要发展，就是把国家富强不仅仅系于自己国民的人数多寡，正直与否，婚姻规则如何，家庭组织怎样，而且取决于每个个体的人如何利用自己的性。而且强国强种的努力也要把经不起繁殖经济检验的性形式从现实中驱逐出去，不允许非繁殖活动的性的存在，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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