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维新时期，知识界谈论习性最集中的论题无疑是妇女的解放问题，批评的焦点又相对集中在与妇女身体变化直接相关的缠足现象上。从现代化的取向而言，妇女缠足是传统习性延续的一种最为直接的反映，围绕缠足后的女性，中国社会逐步建立起了一套对妇女行为的控制程序。具体而言，缠足首先限制了女性活动的空间半径，凡缠足的女性因行动不便，均不能在家庭以外的更开阔空间中从事活动；第二，缠足为男性的审美需求建立了一个客体对象，当然，这一审美的基础包括性权力的想象与支配关系的运作方式在内。最近还流行一种后现代的说法：从女性本身角度出发，缠足可能还具有非男性意义上的审美功能。不过从戊戌时代开始，尚缺乏足够的史料对此加以验证。
在维新时代的启蒙者眼中，妇女因缠足缩小了独立活动的半径，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性别角色的界定问题，也就是说并不能仅仅归结为女性肉体本身的痛苦，而是与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状态和延续能力有关。缠足后的女性肉体在变法维新的过程中，被当成了民族衰弱的一种形象符号。因为女性在民族历史传承的功能链上扮演着延续生命的角色，那么其身体强健与否就变成了传递优质的民族血脉的关键环节，喻示着中华民族肌体的盛衰。因此，戊戌前后的反缠足言论并非真正聚焦于妇女个人肉体苦痛的纾解上，而是把妇女缠足时的感受放大诠释为中华民族衰弱不振的苦难经历，为强国保种的近代进化命题提供生活化的论据。比如唐才常《书洪文治戒缠足说后》一文中，引张之洞语，就是以缠足之害为“弱种瘠种之由”。他引的两段话是：“中国四万万人①原字为九右半包壬弱②原字为足右加并③原字为足右加解，颠倒ｘì④原字为谷右加阝曲，刑废幽禁之女子去其半，只为二万万人”。又说：“几何不驯至家家为病夫，人人为侏儒，尽受殊方异族之蹂践鱼肉而莫之校。”[5]张之洞的第一段话显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妇女个体的状态上，而是从整个民族人口生存状态出发所发出的议论。第二段话则表示妇女缠足亦不是自身的痛苦问题，而是整个民族蜕化为病夫而受人欺侮的种族存亡绝续的忧思，唐才常以后的论述也大体沿着这一思路拓展。
值得注意的是，唐才常对缠足鲜血淋漓、痛苦万状之身体扭曲过程有一段十分细腻的描写。但在描述完缠足的种种怪异残痛之相后，其结论仍归结到了一个保种强国的大纲目上：“凡我同人，务矢宏愿，平支那之ｌì⑤原字为氵右加诊去讠气，拨将尽之劫灰，拯切肤之隐痛，杜亡种之奇殃。”[6]有论者以为，自宋以后，禁止缠足的声音历朝皆有。不过，在中日甲午战争（1895年）以前，反对妇女缠足的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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