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条大为缩短、便宜和迅捷的路线，同时它将阻挠日本在该地区的逾分的要求。

说到这里，《新时代》大概也觉出如此鼓吹扩张，未免有些露骨，于是打出“中俄邦交”的旗号，声称在中俄共同抵御日本侵略的形势下，将西伯利亚铁路“取道东三省以达黄海”。

俄国国内向中国索取路权的舆论，是对维特的巨大鼓舞。维特在甲午战争过程中，从清廷一再妥协退让、屈辱求和中，看到了其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他也看到，70年代由于中俄边境“常常发生误会”，而使中俄关系恶化，此时不同了，俄国在甲午战争中扮演的侠客和“救命恩人”的角色，大大地赢得了清廷的好感。这说明完成他“神圣职责”“所需要的各条件”业已基本具备。不过，当时俄国国内也有一种不祥的兆头，就是以外交大臣罗拔诺夫为代表的决策者，想利用中国在战争中的失败，强迫清廷“修正阿穆尔边界”，甚至声称只要外交部的“一纸公文”即可达到目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对此也予以积极支持，“把边界的修正当作‘迫切的需要’”。维特经过深思熟虑和权衡利弊，同意阿穆尔汽船贸易公司总理马凯耶夫的意见，并致函俄国外交部说，他们“不愿（要求中国）割地，他们只希望以金钱买得（西伯利亚铁路）筑路权”。这说明维特决心要把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建设，当作压倒一切的*任务；他也决心利用目前形势赋予的好机会，完成这个压倒一切的头等任务。

于是，维特立即起草了一份政策备忘录，作为对俄国驻华公使的训令。由于这份备忘录的目的，只是为了使俄国能迅速从清廷手中取得铁路的建筑权，以及铁路沿线的租借权，因而冠冕堂皇地大谈特谈了一通“满洲线”对中国的经济和战略方面的“利益”，以及该线在兴修过程中需时和工料方面的节省程度，而未有一字涉及该线对俄国经济、*及战略方面的意义。因此，它遭到了俄国外交部亚洲司长卡卜尼斯科和阿穆尔总督、陆军中将杜霍夫斯科伊的强烈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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