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形成于我国封建时代的许多汉文史料的感*彩传染了我们，使我们云人所云，不自觉地丧失了客观的知性。诚然，噶尔丹、策妄阿拉布坦、噶尔丹策凌等有许多被后人诟病、訾议的缺点，我们不必加以粉饰和遮掩，但许多形成于我国封建时代的汉文史料因受时代的限制而难以平允，诸如噶尔丹“性既狡黠、险狠好斗”等等记载在所多有，而我们没有审慎地进行鉴别，所以往往习非成是，以讹传讹。另外，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在认识事物时，有一种晕轮效应，即当人们觉得某一事物一方面不好时，其它各方面都不好。正是由于噶尔丹、策妄阿拉布坦、噶尔丹策凌等有许多被后人诟病、訾议的缺点，因此我们往往以偏概全，在我们的精神坐标体系上映出失真的观念图式。如果我们在全面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去伪存真，由表及里，那么存在于我们头脑中的具有半理性半非理性的模糊理性特质的意象就会有所改观。以噶尔丹为例，穷兵黩武、野心勃勃、枭雄骠悍、残暴无道、阴险狡诈似乎是普遍为历史学家所公认的噶尔丹的人格特征，可是我们在《张诚日记》中看到，噶尔丹身材高大，脸很瘦，看起来约五十岁，当准噶尔军队抓获清朝军事人员后，“厄鲁特人极想杀掉他们，但他们的汗阻止了他们。”在给康熙的信中，噶尔丹“措词温和，但他坚持他是正确的，而皇帝庇护犯了这么大罪行的人，是不公正的。”（注：《张诚日记》，载《清史资料》第五辑，第191页。）噶尔丹当时根本没有料到康熙帝会亲临前线征讨，他也并不想与康熙帝交锋，但蒙古人的性格使他决定：一旦受到进攻，必须顽强抵抗。对于噶尔丹，历史学家应该拂去历史岁月的尘雾和自我心理上的尘雾，不要将其有攻击欲人格特征的噶尔丹这方面的行为倾向过分夸大，以致在主观上导致我们认知的困惑。

（二）在过去的研究中，我们从文化学的角度撬开了许多扇锈锁禁锢的历史现象的重门，于是我们以及许多其他的研究者开始过分倚重于文化学的思维取向，然而，卫拉特蒙古信奉、皈依佛教以后仍然干戈俶扰的历史现象的悖逆性，却使我们原先所理解的文化学理论失去了操作性。我们通过反思走出了理论的困惑，认识到我们对文化学的理解具有形而上学、机械主义的色彩。因为，文化的理论、思想、观念、信念等等的价值虽然是客观世界的价值肯定和抽象，但它并不是一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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