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士绅传记”中有传者13人，其中地主6人，士绅7人，在地主与士绅之间的分别 是明显的；地主与士绅有重合之处，但又是完全不同的阶层。甚至二者利益时有冲突， 如临县的大士绅郭树棠“在经济上他与本村地主有矛盾，常因摊款、出公粮而与地主争 执”。作为士绅他并不代表地主利益，而“在村中代表中间阶层势力”(注：《名人传 略》，第10页。)。岢岚区两个大士绅中，武竟成“在家族中很有威信”，“是地方上 的开明士绅，又是专署的咨议”，然就其财产而言，“民国前是个城市贫民，民国后在 教育界担任高小校长”，也仅仅是“渐变为小地主”而已。(注：《名人传略》，第53 页。) 

　　乡村社区中个人权势地位和声望并不仅仅取决于财产，而主要取决于其社会关系网络 和社会活动的影响力。《名人传略》中所载“地主士绅传记”中的“士绅”之一郭俊选 ，仅是富农家庭，以秀才身份成为乡绅并在民国初年出任公职(县官粮局、财政局等)， 开始有了“*地位”。然而导致“他的*地位提到最高点”的却既非财产的扩充， 也非官职升迁，根本“原因就是大量写状子包揽词讼，很有成绩，影响逐渐扩大，群众 中也有了声望”。当然，这与他曾任商会会长、新学堂教职以及在县府任职所钩织的社 会关系网络密切相关，于是，郭俊选“在本县政界最有势力，其次为学界，一般高小中 学毕业学生，都很信任他”(注：《名人传略》，第8页。)。因此，相比他“因写诉状 很有名，当地群众敬畏他……他掌握着‘刀笔’，求之者颇多”(注：《名人传略》， 第8—9页。)的社会声望而言，他拥有的40余亩的土地财富诚不足道也。 

　　从郭氏士绅声望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的一个事实是，“他的*地位提到最 高点”时是民国20年以后，这是他在社区中最具影响力的时期；但他的经济地位的最高 点却是“民国五、六年时代”，此时除了土地、房产外，还有“在外投资五六万元”。 而民国19年以后，由于“生意赔钱，外债也收不回来，家庭顿时陷于破产”(注：《名 人传略》，第8—9页。)境地。财产和经济地位与其作为士绅的社区影响力，正好处于 相反的演变趋向，这至少可以说明财产或经济地位对于一个士绅的社会*地位并不具 有直接的相关性。 

　　另一个例子是地主乔文斌。此前因其父主持“一切对外交际……在兔坂主村占第一把 交椅，因与每任区长勾结，故在全区地位亦高”，但当其父去世后，尽管他仍然拥有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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