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精英为核心的团练、地方武装的活动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结构的变化时， 使用了“名流”(偶尔也用“绅士”)这一社群概念，并区分了“全国性名流”、“省区 名流”和“地方名流”，认为后者在乡村和集镇社会中行使着不可忽视的权力。[美]孔 飞力著、谢亮生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版，第3—4页。)将这样一个本是随着工业化时代以后或在科层化社会中出现的西方社 群的表达，用于喻指民国时期的中国乡村社会阶层，显然是西化学者的理论素养和经验 所致，它与中国乡土社会权力或权威阶层的实体特征相去较远。
首先，在乡村社会结构里，士绅仍然是社会普遍认同的权势阶层，它所具有的社会性 、文化性特征根本不能被“地方精英”概念所取代。“村庄中有许多人尽管不担任公职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在公共事务和社区生活中的影响可能比官方领导大得多， 虽然不太公开。他们实际上是受人尊敬的非官方领导，其中最主要的是村中的长者，给 全村提供特别服务的人和学校教师，可以说，这些人构成了村庄的绅士。”(注：杨懋 春著、张雄等译：《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6 页。)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对于民国时期晋中村落社会记述较多，认为乡村权力阶层 仍然以士绅为中心，“身为绅士而……不思为地方除害，俾乡村人民受其福利，乃竟藉 势为恶，媚官殃民，欺贫谄富，则不得为公正绅士矣。民国以来凡为绅士者非劣衿败商 ，即痞棍恶徒以充，若辈毫无地方观念，亦无国计民生之思想，故媚官殃民之事到处皆 然。”(注：刘大鹏遗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1926年4月24日，山西人民出 版社1990年版，第322页。)尽管在这里“正绅”和“劣绅”道德指向十分突出，但作为 地方权力实体的“士绅”表达却是无可置疑的。山西省档案馆所藏《名人传略》记载了 晋西北“地主士绅传记”，“晋西北各县地主士绅题名”，“兴县的地主士绅”，“宁 武区的地主士绅”，“一九四一年前临县十个地主富农”，“岢岚区五个名人”等内容 ，比较集中地指明了士绅阶层对于乡村权力和社会生活的支配性影响。资料尤其揭示了 文水县地方权力被“城派士绅”和“乡派士绅”分割及两派士绅冲突和变动的状况，表 明杜凝瑞作为“县里第一位大绅士”，不仅影响着县长的去留，而且对县域*的影响 至关重要：“文水地方士绅先后辈出，大半是经他提拔起来的”。(注：《名人传略》 ，山西省档案馆藏，A—22—1—4—1，第14—15页。以下不另注藏所及档号。)
“士绅阶层是晋身*权力结构的阶层，由于取得了经济、社会与*利益，其地位 甚为巩固。”(注：Fei Hiao-tung,“Peasantry and Gentry”,in Bendix & Lips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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