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精英”作为一个超阶层的涵盖广泛的概念，包括了地方官吏、学者名流、社团 领袖、地方武装头面人物、大商人、大地主甚至富农等等庞杂的群体，不足以形成相对 明确的指属范围。因此，它并不具有替代“士绅”概念的作用和意义。 

　　其三，民国“士绅”就其实体而言，确实与传统士绅已有所不同，其基于“士”的身 份性和社会权威性特征已渐弱化。这体现着清末民初社会结构变动的一般趋势和特征。 晋西北《名人传略》所载士绅传略表明其实体结构十分复杂，“士”的身份并不是惟一 的要素(详见下文)。在晋中村落社会里，出身于科举功名的乡绅刘大鹏也评论说，“民 国之绅士多系钻营奔竞之绅士，非是劣衿、土棍，即为败商、村蠹，而够绅士之资格者 各县皆寥寥无几，即现在之绅士，多为县长之走狗。”(注：刘大鹏：《退想斋日记》 ，1926年8月14日，第336页。)其实这与杨懋春所研究的山东台头村的士绅具有同样特 征。“构成台头村非官方领导的‘乡绅’”主要构成成分为：“商人，经奋斗获得成功 ；教师，一个文化权威代表；儒生，并成为新式村学校教师。”作为乡村权势阶层的士 绅，“以前和现在一样，领导资格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但渐渐与某些特征相关 ——年龄、财富、学识”(注：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第177—179 页。)。显然，士绅构成要素的多元性已是一个超越区域性的共趋性问题。 

　　当然，整个结构只有在各种群体或阶级的功能中才能观察得到，士绅的特征及其功能 也是在社会结构的关联性中才得以充分体现。周荣德对于民国云南乡村社会的研究，从 社会结构层面上彰显了士绅阶层的地位：“在昆阳县城的东门外有一块由‘昆阳的官绅 民众’竖立的巨大的纪念石牌(1935年)。官绅和民众确是当地人们自己公认的社会阶层 ，虽然阶层的划分从来没有凝固成世袭的、明确而无流动的界限。”(注：周荣德：《 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55 页。)然而，“作为一个阶层性的群体，士绅不是组织严密布局完整的社会群体。他们 之间的关系是个人的……士绅阶层包含了各种不同的社会关系的网络……虽然士绅内部 也分层次和派系，他们却构成一个共同行动所需要的紧密团结的合作群体。”(注：周 荣德：《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第159页。)所以， 作为士绅阶层的同质性(将在下文中进一步详述)特征，是无法通过“地方精英”的社群 概念加以充分揭示的。 

　　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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