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车宝马日纷纷，似此繁华古未闻”〔10〕。租界的巨变与繁盛，在中国人心中引起巨大的震动。郭嵩焘咸丰六年（1856）路过上海租界，大为震诧，从此对西方刮目相看。康有为光绪五年（1879）与光绪八年“薄游香港”与“道经上海”，“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11〕。孙中山虽然一再抗议和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设立租界，但他同时又赞扬上海租界道路宽广，街衢整洁，“实在是一个自治的模范”〔12〕。李平书目睹租界的巨大差距，心理受到强烈刺激：“吾一言通商以后之上海而为之愧，为之悲。愧则愧乎同一土地，他人踵事增华，而吾则因陋就简也；悲则悲夫同一人民，他人俯视一切，而吾则局促膝下也。要之通商以来，上海，上海，其名震人耳目者，租界也，非相形见丑耶？”〔13〕

思想上的震撼与落伍的时代感往往是深刻反思与新追求的开端。中国近代革命思潮的形成，虽然并非因租界刺激而起，但香港和租界里的资本主义文明，确确实实对传统世界中的中国人起有一种文化示范和思想诱发作用。

租界的市政文明，不仅是激活近代中国变革思潮和实践的媒体之一，而且成为中国近代市政建设的模板。当时人批评中国城市的市政管理，往往比照租界立论。一位上海士绅对比租界与上海县城的市政，以极尖锐的言词指出两者间的差距：“租界马路四通，城内道途狭隘；租界异常清洁，车不扬尘，居之者几以为乐土，城内虽有清道局，然城河之水，秽气触鼻，僻静之区，坑厕接踵，较之租界，几有天壤之别。”〔14〕《中外日报》的一篇文章，谈及北京、上海的卫生状态，也以租界为比照：“今京师为首善之区，而地方之污秽亦以京师为最。……上海为通商大埠，而城内街道之秽恶，较之租界，已有天渊之殊。”〔15〕为了缩小这“天渊之殊”，上海士绅呼吁：“严派保甲随行巡行，如租界之法以治之。遇有堆积、小便等等，即予薄惩，如此一条，则保护民生免遭秽气，且街衢清洁一望可观，岂不美哉！再于此推广而行，遇崎岖之难行者则填平之，遇泥滑之易跌者则修治之，俾行路者受惠无穷。”〔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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