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传入中国，同样首先是从租界开始。光绪八年（1882），由大北公司上海站建立的第一个电话交换所在上海租界内开放通话。之后，德国在青岛、汉口、烟台等地安装了电话，丹麦人在天津租界也安装了电话。自此电话逐渐为中国人所接受。

以租界为中心的舶来洋物的扩散，亦在不知不觉中改造着中国人的日行起居：“取火之物，向用火石，其色青黑，以铁片擦之，即有火星射出，与纸吹相引而生火，人家莫不备之；光绪乙未，丙申之际，始改用火柴，俗称‘自来火’，为欧洲输入品。”“夜间取光，农家用篝（俗称油盏），城镇用陶制灯檠，家稍裕者，则用瓷制或钢锡制者，有婚丧事，则燃烛，光绪中叶后，多燃煤油灯，而灯檠遂归淘汰。”“洗面擦身之布，旧时多用土布，有用高丽布者已为特殊，其布仿于高丽，质厚耐久。白毛巾盛行，即下农家，亦皆用之。”“洗衣去诟，曩日皆用本地所产皂荚，自欧美肥皂行销中国后，遂无有用皂荚者。”“箱箧之类，乡间盛行板箱，中上人家则用皮制者，……光宣之间，西式提箱仿造于沪地，于是旅客多购用之。窗格旧用蛎壳，亦有以纸糊者；光绪中叶以后，则多用玻璃矣。”〔21〕

洋货的流行是一个十分容易激起民族情感的话题，由此产生的愤慨往往掩盖了如下历史事实：首先，洋货所表现的近代物质文明虽自西来却非西方专利，它在本质上具有全人类性亦即是全人类文明的结晶。因此，它在中国的扩展决不是什么“西化”、“洋化”，而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有机内容。其次，洋货与土货在中国人生活中地位的交替，其本质是中古物质文明向近代物质文明过渡、演进。这一过程虽然饱含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呻吟和悲呼，却是充满生机和朝气的。一位名叫胡祥翰的民国时人感悟其间若干道理并形诸文字：“优胜败劣，适者生存，而不适则归淘汰，此天演之公例也。不必征诸远，征诸四十年来沪上淘汰之种种事物可矣。试略举如下事，多不烦引也。如有轮船而沙船淘汰，有洋布而土布淘汰，有火柴而火石淘汰，有纸烟、雪茄而水烟、旱烟淘汰。”〔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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