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关于良贱身份观念，他们虽然也承认良贱有身份之别，因为这既是传统礼俗，也是当朝律法，但却主张对低贱者也应以常人待之。他们认为，对于杨月楼应当“设身处地”[47]，以人之常情、事之常理来对待。月楼虽然身份低贱，但有良家不嫌弃其身份而愿意以女许之，他当然会乐而受之。“月楼身属微贱，有人肯嫁以女，岂有二三其德？”所以，月楼接受韦家的许婚是合乎常情的。论者认为，不应当因为月楼身份低贱就加以不合常情的歧视：“月楼虽不安分，咎实难辞，然就事论事，似尚不比于抢盗。”论者还进而“设身处地”将月楼与贫士相比喻道：“试思贫士当困顿之时，忽有配以美色之女，断无不愿娶之理，况月楼乎？”[48]显然，在论者眼里，优伶也好，士人也好，都应当以常人之情理来对待，而且“困顿之贫士”与“低贱之优伶”也有着某种可比性而可以拿来相提并论。显然，在这里“士”与“优”贵贱身份之别的意味已退居次要，而突出强调的是常人之情理。与严守良贱身份上下之别的重惩派相比，这种对优伶贱民以常人对待的看法，隐含着倾向于淡化身份之别的平等意味。 

第二，对于韦杨婚姻的评价，同情派论者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法定民间婚姻程式来衡之，认为月楼和阿宝是“受母命，倩媒妁，具婚书，得聘礼，”一切程序符合于明媒正娶，因此是合法的。至于违反“良贱不婚”的责任，则应由主持缔结婚姻的家长──即韦母承担。所以论者认为：“故余谓罪不在于月楼、阿宝，实在于其母王氏也。”[49]此外，针对重惩派唯以道德礼法为据，指责月楼和韦女之婚为“奸*大恶”，同情派则强调人情天性来对抗道德礼法。论者以肯定人性的传统观念为之辩解道：“孟子有言：食色，性也。一优人耳，忽有配以美色之妇而不愿者，夫岂人情？一弱女耳，忽许配以合意之婿而不从者，夫岂人情？”至于道德礼法，也应考虑到人情之常，认为“窃玉偷香，士大夫、名闺秀向有犯之者，而欲以发乎情、止乎礼之道，望之于优人弱女，能乎不能？”[50]甚至对于阿宝不顾良贱之别而执意嫁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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