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报》在案发后一个月之内，连续刊登了三十余篇报道、评论和来稿，各方人士围绕此案展开了争论。撰文来稿的虽然多未标明身份，但从行文中可以看出，都是识文断字的民间文士和商人。文士中有的是熟读诗书、得有功名的才学之士，如撰写了大量报道、评论的《申报》主笔诸人，有的是举人，有的是秀才[9]。此外还有退职绅宦[10]，以及其他普通读书人。撰文的商人也都是读过书、会读会写的儒商，其中不乏亦文亦商的所谓“绅商”。从出身地域来看，那些文人士宦多为江浙人，而商人则多为广东人。执笔者有的是与此案无关的旁观者，议论多出于理性而无利益关系。有的则是广东籍甚至香山籍人，言论常因利益关系而或多或少地带有某种偏向。但无论是否有利害关系，他们的发言议论则都是以某种伦理观念作为说理的依据，只是彼此所执的观念不同而已。 

虽然这些撰文者有这些职业身份、出身、利害关系的差别，但他们也有一些共同点：第一，虽然他们的文化程度高低不同，但却都识文断字，执笔能文，也就是说，他们都读过书，不同程度地受过儒学的熏陶，有共同的正统社会伦理的思想背景。第二，他们都身处民间生活之中，在传统社会环境中生活过，又亲身参与和感受着上海社会生活的变化，因而他们的发言议论往往是基于对现实生活的感受而有感而发，内容大多切近人们的实际生活，较少空言议论。第三，在上海租界这块华洋混居、不受官府直接辖制的特殊地区，有西人为馆主的《申报》提供了这样一块可以自由议论的园地，加之除了几篇明标《申报》馆名义的报道和评论外，其他多为来稿，均属化名，其真实身份姓名往往不为人知，所以撰写者多无所顾忌，畅所欲言，恣意品评，表达了人们的真实想法，对于一般民间舆论也有所反映。 

文士和商人是上海市民的中层，社会舆论的中坚，他们的言论观念代表了上海这个小社会的民间主流观念。他们出于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感受发而为言的文字，真实地表现了在上海租界这个五方杂处、士商云集的新兴商业地区，人们从不同的立场，对于此案的不同心态和看法，反映了社会伦理观念变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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