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正是这种社会地位尊卑倒错的变化，及业已有钱的低贱者由此而产生的希冀与常人平等的“越分”之想，使那些仍然执着于传统等级身份秩序的人们颇为恼怒。他们指责杨月楼“平昔所作所为，肆无顾忌，忘却本来面目”[39]，这是指他在平日生活中自视同于良人，不再遵从良贱有别的礼数，忘记了自己“贱民”的身份。不仅如此，他甚至还有驾而上之之势，比一般良人更为威风，这一点尤为那些正人高士们所不容，因而指责道：“杨月楼擅作威福，罪所不容”[40]；“月楼素行不端，人所共恶”[41]。所以，那些以维持风化自任的正人高士之主张重惩，不只是针对杨月楼个人，而是要对优伶戏子这种“贱民”，欲与良人平等相待而破坏良贱身份等级秩序的时风予以惩戒。即所谓借此重惩月楼，“庶几其余优人，稍知畏惧”[42]，使“优伶党毋以效由（尤）猖獗，所谓以一儆百也”[43]。 

但是，现实生活毕竟已经发生了变动，良贱身份等级观念的社会基础已经动摇。一些站在现实生活立场的人们，更多地倾向于以人之常情来看待此案，因而对杨月楼和韦女抱有同情。自案发之初，韦杨二人被送官时，市民中就有从常人之情的角度对于此案宽容看待的议论，“众皆言案系和奸，无论未成已成，即使重办，男则杖枷递籍，女则离异归宗。况有媒妁婚书，似尚不至以奸论”[44]。及至知县比之于拐盗重罪而予严刑责打，《申报》又连发三篇对杨月楼显带贬斥口吻的报道，市民中遂出现公开为杨月楼鸣冤的同情议论。他们指责《申报》站在韦党和官方一边，对月楼不公。如后来《申报》刊文所言：“此案之初发也，敝馆胪列杨月楼罪状，得诸谣传，未免过甚。至邑候严刑之后，匿名揭帖遍贴于法租界内，或谓敝馆受韦姓贿属，或谓敝馆受韦党情托。”[45]从对《申报》的指责讥讽之强烈，到“匿名揭帖遍贴于法租界内”之声势，可见社会上这股同情杨月楼的舆论势力也不小。 

《申报》主笔诸人虽是饱读儒书的文士，有正统思想，但他们身处民间，对实际生活和普通人的感受比较了解，又常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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