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近亲中无人从事“贱业”就是这所谓“身家清白”的一项重要内容。良贱为婚也是明文禁止的，特别是对于“贱男”娶“良女”禁例尤严。清律规定贱民娶良人女为妻者，需离异，并处杖八十。[15]而娼优乐人如娶良人女为妻，因涉及以良为娼，罪重一层，故又规定犯之者杖一百[16]。但随着雍正以后“贱籍”被陆续解放，在实际生活中良贱不婚的*已逐渐松弛[17]，如若发生此事，一般也是当事者家族自行解决（详见后述）。由于良贱身份之别关系到家庭和家族的门弟、名誉、地位，乃至个人的命运，因而历来为人们所看重。民间谈婚论嫁讲究门当户对，首重良贱之别，这已是人们世代相传、被视为天经地义的礼法习俗。
所以，杨月楼以优伶“贱民”的身份，与良家女子韦阿宝结为婚姻，显然违反了“良贱不婚”的礼法习俗，但是，他们的婚姻又是韦母作主而明媒正娶的。因此，对于杨月楼以贱民身份与良女结亲的行为如何看待？是以良贱有别的身份观念及道德礼法为价值准则而予完全否定，还是以人情事理为重而予相对平等看待？这就成了“重惩派”和“同情派”争论的一个焦点。
由“良贱不婚”这一礼法观念来看，杨月楼以优伶贱业之身份，娶良家之女，自然是越分之举；韦女不顾自己的身份和家族的名誉，私下向优伶请婚，也是违礼之事。总之都是违背了通行的“良贱有别”的道德礼法。“良贱不婚”这一既定的社会正统礼法准则，已经形成了人们的习惯性思维，所以，案发最初的一般议论，对月楼和韦女都带有道德否定色彩，甚至有许多显为辱骂性的议论。即如《申报》报道中所说：“街谈巷议，实令人不堪入耳”[18]。就连《申报》的主笔文士，在事发之初关于此案的报道中，也是习惯性地从道德礼义观念出发，附和传闻，顺乎成说，对月楼和韦女多有贬斥词句。如对此案的首次报道标题就是“杨月楼诱拐捲逃案发”，第二次报道标题是“拐犯杨月楼送县”，报道文字中也多有“拐盗”、“诱人闺阃”、“恶贯满盈”等显带否定倾向的词句。后来“重惩派”的议论，无论是出自从自身利益考虑的韦氏乡党，还是以维持风化自任的正人高士，都是顺着这一思路，以“良贱之别”的传统身份观念和道德礼法为最高准则，对月楼和韦女的行为给予完全否定和道德谴责。他们的申论集中在以下两点：
第一，严辨良贱身份之别。这些议论中，都突出强调杨月楼作为优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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