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上海租界这块特殊地区，社会结构和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与以往的传统社会已有了很大不同。这里华洋混居，五方杂处，不受中国官府直接管辖，以往依据传统的社会身份和特权地位而形成的上下尊卑身份等级关系已大为松弛。同时，这里商贾云集，商务繁盛，商业是社会活动的中心，也逐渐成为支配人们相互关系的轴心。原来排在“四民之末”的商人成为社会生活的主角，其社会作用和地位上升。而金钱的多少意味着商业能力和成功机会，因而越来越被人们所看重，逐渐取代以往的社会身份而成为人们在社会交往中首先看重的因素。所以，这一时期在社会生活中出现了忽视身份出身，而以钱衡人、衣冠取人的风气。当时有人论到时下风气是“身家不清不为耻，品行不端不为耻”[33]。所谓“身家不清”，即指其人及家人有从事“贱业”的。由于这里商业发达，娱乐业兴旺，所以从事倡优隶卒等“贱业”的人，也有不少小有钱财的。如大洋行、商行的使役门丁也可能收入不薄，而经营妓馆、戏馆、烟馆的更有发财小富的。这些从身份上说处于低贱的人们，可能会象富人一样穿戴华丽，出手阔绰，因而也会受到人们的羡慕趋附，在社会交往中占有优势。那些以往耻于与这类“贱民”为伍的“良人”，甚至历来自命清高的读书人，因有所求也会争相与其结交。相反那些以往列于“四民之首”的文士，往往会由于贫寒而受到冷落。因而这一时期出现了社会交往中“舆台隶卒辉煌而上友，官绅寒士贫儒蓝缕而自惭形秽”的情形[34]。 

在这种风气之下，社会生活中人们对于良贱之别的身份差别意识已日渐淡薄。即就优伶而言，由于此地娱乐业发达，商业色彩浓厚，他们已远不同于那些走乡卖艺的街头艺人。特别是像杨月楼这样名噪一时的名优，有固定戏班和较高的收入。当时上海象杨月楼这样的名优，其年收入会达到千两以上[35]，而向来被尊为“四民之首”的士人的普通职业──塾师，一般年所得薪金则只有一百余两[36]，即使是象《申报》主笔等在西人文化出版事业中任职的文士，所得薪金大致也只是每月十五两左右[37]。优伶与文士的身份上一尊一卑与收入上一低一高的明显落差，恰是社会生活中身份与金钱倒错这一变动的真实写照。因此，这些收入不菲的优伶往往家资小富，生活方式已同于常人，甚至高于常人，其等级身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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