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潘喆、陈桦通过大量县级资料证明何炳棣有关清代前期“丁”的观点的正确性（注：潘喆、陈桦：《论清代的人丁》，《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只是三年以后，陈桦在另一篇论文《清代户口统计制度的演变》中发表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清代“编审统计的对象不是全部人口，而仅局限于社会成员的一部分，即纳税应役的男子成丁”（《清史研究集》第七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1989年，陈锋在未见何炳棣著作的前提下，撰文认为清初的丁额，“并不代表十六至六十岁的实际男丁人数，而是承纳丁银的人丁定额”（注：陈锋：《也谈清初的人丁统计问题》，《平准学刊》第五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同年，何炳棣的著作在大陆翻译出版，葛剑雄、姜涛在各自的人口史著作中重申了何炳棣的观点（注：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姜涛：《近代中国人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国内大多数学者接受何炳棣的观点，至今未有人对其提出有力的质疑与挑战。

《中国历代人口资料研究》一书的《明代编》和《清代编》对何炳棣的研究不置一词。《明代编》将明代中后期的册载户口当作了真实的户口数，而《清代编》则认为：“清代人口统计口径经历了两个阶段，一个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至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的人丁统计法，即只统计当时全国16～60岁的男性；第二阶段从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至清末，统计对象为全国所有人口，时称‘大小男妇’”。为此，葛剑雄和曹树基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批评（注：葛剑雄、曹树基：《是学术创新，还是低水平的资料编纂？》，《历史研究》1998年第1期。）。在以该书“编委会”署名的一篇反批评文章中，编委会再次表明了对清代“丁”的观点，兹转录如下：

对于清顺、康、雍时期的人丁统计，按清政府本意是实行三年一编审（后改为五年一编审），“民年六十以上者开除，十六岁以上者增注”。以此作为纳税人丁，而百姓则力图瞒报、少报成年人丁，以避丁税，从而使实际丁数与纳税丁数出现差距，所以不少学者认为清初的丁数实际是纳税单位。同时也要看到，《清实录》于每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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