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二年御史刘灿上折反对山西等省的耗羡归公。刘灿说，皇上新即位，严禁耗羡。百姓闻之，莫不欣然愿望，谓火耗自此轻矣。不想外省督抚却自定加二。“初行时，州县犹知畏惧，不过加二四五而止。近日臣细行察访，除河南、陕西察访未确外，其北直、山东、山西竞皆加三以上，并无加三以下者矣”。认为这是“贪吏阴取民财，而乃以取之名归于皇上”。刘灿最后“请饬行巡抚，今年春夏两季火耗不可于别项动用，即将各省无著亏空，无论多寡，总以此尽行抵销讫，其有著落者，于各官名下追补。如不能完补者，即按其多寡，正其罪而销其案，不能使累及百姓，而于火耗仍严行禁止。宁捐己才，不忍困民之力，如此则葛藤既斩，贪吏不得借端巧取。官方肃而民生安。我皇上爱养斯民之意庶几可慰矣”[70]。
山西布政使高成龄在邸报上见到内阁发出的这一条奏，遂于雍正二年六月初八日上折逐条批驳，为诺岷辩解，并进一步阐述耗羡归公的必要性及种种益处[71]。
在接到高成龄的奏折后，雍正帝于六月十四日特别发布上谕：“此事著总理事务王大臣九卿詹事科道平心静气秉公持正会议，少有一毫挟私尚气、阻挠不公者，国法具在，断不宽宥!各出己见，明白速议具奏，如不能画一，不妨两议三议皆可。”[72]
七月初六日，总理事务王大臣九卿等将议覆上呈。众臣意见可归结为四点：一是各属火耗请将分数酌定。二是提解火耗将州县应得之项，听其如数扣存。三是提出巡抚诺岷清勤敏干，布政使高成龄操守亦优，应令二人尽心商确，先于山西一省照所奏试行。四是认为提解火耗非经常可久之道。这四条实际上是对提解火耗的消极抵制。雍正帝以为众臣所议“所见浅小”，逐条批驳。对于在山西试行的看法，雍正帝斥言之：“此言尤非也。天下事惟有可行与不可行两端耳。如以为可行，则可通行于天下，姐以为不可行则亦不当试之于山西。譬如治病漫以医药试之，鲜有能愈者。今以山西为试行之省朕不忍也，且天下抚藩岂尽不如诺岷、高成龄，而谓二人独能行乎?”雍正帝欲在全国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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