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夺佃定例”看《户部则例》的法律适用
由于对土地的耕种、施肥、灌溉等过程投入较多的人力物力，而其获益期限又较长，这使租种地主土地的佃户的佃权要求法律的保护。清入关之初，通过“圈地”、“投充”等形式，使广大自耕农成为旗人地主的佃户。而维护主、佃关系在清代有着特殊的意义，但《大清律例》中无此条款，而在实践中的诸多案例恰是适用《户部则例》的相关条款。
我们先来看夺佃条款的议定。
撤佃条款是乾隆四年户部定例。起因是清政府出公帑赎回民典旗地后，户部议请允许旗人承买。乾隆却不赞成这样做，他在上谕中称，原先圈给旗人的土地，现已“渐次典与民间为业，阅年久远，辗转相授，已成民产。今欲将从前典出旗地陆续赎回，必须于民全无扰累，办理始为妥协。”而且，八旗贫乏兵丁，也拿不出钱买地，势必都归富户，因此认为户部会同八旗议奏的情况不尽合适。为此，乾隆将他的疑虑以上谕的形式行文直隶总督孙嘉淦，让这位直接管理旗民交处之地的大吏发表意见。[14]孙嘉淦曾以乾隆即位之初上《三习一弊疏》而名震朝野，他接到上谕后又上了一篇有名的《八旗公产疏》，指出民种旗地，旗取其租，“一地两养，彼此相安，从无异说。”但近年来因夺佃互控后，旗奴庄头从中取利，而“田主苦于欠租，虽有地而无利，民人苦于另佃，求种地而不得。”因此提出订立不得夺佃之法，“洵为旗民两便之道矣。”[15]乾隆令户部会同八旗议定。
户部在会同八旗遵旨议定的“夺佃条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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