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有三款规定：民典旗地动公帑取赎，在百姓不苦于得价还地，实惧其夺田别佃，应令地方官于赎地之时，询明现在佃种人姓名及现出之租数，造册三本，一存地方官处，一存部备案，一送八旗钞录备案。嗣后无论何人承买，仍令原佃承种，其租银照册收取，不得分别需索。如本佃抗欠租银，许地方呈官别佃；若并未欠租，而庄头土豪无故增租夺种者，审实治罪。再，田主果欲自耕，则佃人虽不欠租，亦当退地；若地主并非自种而捏称自种别佃者，审实亦量治其罪。[16]这一条款一直沿用，在同治十三年的《钦定户部则例》中，几乎没有任何文字变化。[17]据礼亲王昭鸈讲，这一条款在他生活的嘉庆年间，“旗民赖以相安无事。”[18]
然而，这一条款在乾隆五十六年和*%当政时进行了更改。和*%当时以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于这一年奏准：民人佃种旗地，其原佃额租本轻，现有别佃情愿增租及情愿自种者，均由业主自便，从前不许增租夺佃之例废止。[19]
由于户部新例的实施，引起旗民之间聚讼纷纷，因此于嘉庆五年正月即赐和*%自尽的第二年，户部又奏请恢复乾隆四年户部例文。户部上奏时首先具引《户部则例》：
查臣部则例内载，民人佃种旗地，地虽易主，佃户仍旧种地，地主不得无故夺佃增租；如佃户实系欠租，方许地主呈官另佃；或地主实欲自种，佃户虽不欠租，亦准退地；若并无前项情事，而庄头、地棍串唆夺佃增租者，审实严加治罪；等语。此系原任大学士孙嘉淦奏准入例之条。臣等细推，例义原属周详。……数十年来，遵行已久，业佃两得其平。自乾隆五十六年和*%管理户部时，将此例禁奏改，任听地主增租夺佃，其民人佃种庄头旗地，亦俱听其自便。数年以来，旗人及内务府庄头撤地另佃者，实复不少，而赖耕为食之贫民，一旦失其生计，恐不免游手为匪，实于*民生均有未协。臣等再四思维，应仍请改照旧例禁止增租夺佃，以安贫民而杜陇断。[20]
户部在接下来的奏文中，还将嘉庆四年底的一宗增租夺佃案叙入，并请求按原例即乾隆四年户部则例裁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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