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朱—贵等谋反，大兵进剿，杀戮颇多，今又遭此风灾，书云大兵之后，必有凶年，兹言信然。总因台湾地方官平日但知肥己，刻剥小民，激变人心，聚众叛逆。及大兵进剿，征战数次，杀戮之气上干天和，台飓陡发，倒塌房屋，淹没船只，伤损人民，此皆不肖有司贪残所致也。今宜速行赈恤，以慰兆民。[23]

林爽文起义发生后，乾隆探究起义原因，得出的结论与他的祖父一致：

福建台湾府孤悬海外，远隔重洋，民情刁悍，无籍奸徒，往往藉端滋事，皆由地方官吏，任意侵婪，累民敛怨。而督抚遇有台湾道府厅县缺出，又以该处地土丰饶，不问属员能胜任与否，每用私人，率请调补，俄得侵渔肥橐。所调各员，不以涉险为虞，转以调美缺为喜，到任后利其津益，贪赎无厌，而于地方案件，惟知将就完结，希图了事，以致奸民无所畏惮，始而作奸犯科，互相械斗，甚至倡立会名，纠众不法，遂尔酿成巨案。[24]

在号称“康乾盛世”的时代，台湾吏治尚且如此腐败，嘉道以后，更是江河日下。为了及时发现官员在台违法事实，雍正六年（1728年）议准：

台湾地方文职同知以下等官有贪酷乖张以致起衅生事者，将不行揭报之道、府降*调用，不行查参之巡台御史降二级调用。瞻徇隐匿，不行告知督抚之武职，皆照不行察报例降一级留任。如武职游、守以下等官有贪酷乖张以致起衅生事者，将不行揭报之副将、参将降*调用，不行查参之总兵官降二级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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