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六年七月，辽阳事例因工科给事中李宗孔条奏下旨停罢，但招垦旌奖之法并未由此废除。同年八月，四川巡抚张德地力陈该省垦荒中，需得将避居于外地的贵显富豪动劝回籍，彼等一家归里，其附会之众咸亦随之，可抵贫民数十家。“况贫民归里，必须安插住址，措给牛种，绅宦回籍则资斧自饶，乡邻俱得通融称贷”，使一方均有力本可图[109]。十年，清廷再应川湖总督蔡毓荣之疏请，同意在四川恢复悬爵招垦之例[110]，户部因此重申十七年例[111]。是时，对悬爵招垦的得与失看法不一，然肯定者仍大有人在。工科给事中甘文焕针对各省荒地仍不可以数计，似当因时制宜、有所鼓舞为理由，建议采取“富家大族为之倡率，而后群力有所借以集事”的方式进行劝垦，凡土著之乡绅进士、举员、监生，有能出给牛种、搭盖房屋、招募贫民开地若干顷者，因其多寡量为优录；生员、富民开地若干顷者，分别准监、准贡，或授杂职，或给顶带，“则人必争先奋力，无俟谆督矣”[112]。此后，悬爵招垦仍不时地被援例行施。三十二年，清廷特许陕西省“不论旗民，照奉天招民例议叙”[113]，以招徕西安等处流民复业。招垦中重视地主绅衿的力量，乃清初垦政中一项重要内容，其影响传及于雍、乾。 

      清初垦荒，从农业生产的角度考量，属于恢复性质，持续时间长，直至康熙中后期才告结束。其中，顺治期间垦政，从认定土地所有权、明确起科年限到对官员的考成，均称完备得法。但限于*环境，所订规章常常难以兑现，甚至出现政策反复。其时，军需紧急，清廷不得已加大田赋课征。正如有的官员所称： “地方官申报开垦，按年逐季行催甚急，意在起科，以增税为功，不知起科太急，则开垦势终难行。”[114]十一年，户部相继咨文各省督抚，声言“国赋告匮，九十两年开垦者似难遵三年起科之行，俱责令于十一年起科征解，至于未垦者，初议再限三年全垦，今亦不待三年，通限于十二年全垦，如不垦者，亦令于十二年征粮”[115]。如此等等，就清廷虽有不得已之情，可对垦荒却起着消极破坏作用。不过总体权衡，招垦之政仍取得了相当的成绩。顺治末年，官府认定入册的750余万顷原额田土中，起科熟田已有510万余顷（详见文后附表），荒田数虽仍高达三成以上，然较之顺治初年处处人逃地荒景象有了改观。 

      及至康熙年间，大规模战争结束，社会日趋安定，国家财政状况走出困境，招垦客观条件大为改善，清廷对垦荒起科年限更趋宽松稳定，加之永停圈地、“更名田”、撤卫并屯、调整屯地科则，垦荒事务由重点督促走向常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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