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久，三藩之乱爆发，并迅速蔓延到南方、西北诸省，原定十年起科令不但无法推行，且因军饷紧急，户部于十五年正月向各省发出了康熙十二年以前开垦的荒地于十五年起科、十三年以后开垦的田地仍照前定例于三年后起科的规定[38]。十八年，平定三藩战争取得基本胜利，清廷重定开垦荒田，仍准六年后起科[39]。随着荒地逐渐垦复，自二十二年起，又在某些地区恢复清初三年起科的规定，并相沿成例，[40]但仍时有以事涉例外请旨而予宽限者。三十九年，贵州巡抚王燕上疏称：全黔荒田十居三四，山田为多，土性瘠薄，开垦倍费工本，请依例减则，宽限六年后起科，得到允准[41]；四十三年十二月，湖广巡抚刘殿衡以荆、襄、郧阳等处荒田甚多，请听民开垦，六年升科，经部议请旨准行[42]；五十三年，因工部右侍郎常泰条奏，准将甘肃荒弃地亩，招民开垦，即与本人永远为业，照例六年后起科[43]。更有皇帝为显示宽大不予起科者，像直隶苑家口以下向年永定河冲决处、江南黄河沿堤岸空隙地，以及四川的不少垦熟荒地，“皆未尝令起税也”[44]。
3. 官给牛种
清初，直隶、山东、河南等省大饥之后，贫民种粒无出，耕牛无具，切望官为措置，以期秋禾有成[45]。顺治八年，陕西三边总督孟乔芳疏称：该省八府一州无主荒田256295顷，有主荒田64250顷，急待招民开垦，然“彼其牛具之无出，籽种之无措，实是力不能给，原非甘弃荒芜”[46]。山西井陉县，自县官出示招民后，有渐归故里者，“但皆萧然四壁，衣食无资，欲种则无牛，欲播则无种”，故仍难耕植[47]。贵州黔阳城厢内外，有寸金负郭之田，号称上腴，直到康熙初年，仍多荆榛满目、田卒污莱，此非“业主甘心坐废，听其荒芜”，实乃牛种无力措办[48]。十三年，广西巡抚于时跃谈及该省民残地荒情形时说，今欲致治，必须开荒生聚，第民苦已久，开荒牛种实难计办，每多以人代牛，或手足控锄聊度岁月[49]。是故，招民垦荒，官府常常提供耕牛、农具、种籽等物。
顺治二年二月，贵州道监察御史刘明偀在《谨陈根本之计以襄治平疏》中，对招民垦荒提出建议：“凡为司牧，多方设处，十室九空者借之以种，令秋后还仓可也；欲耕不能者给之以牛，令岁终上价可也。如是而民归农，则盗贼息矣，禾稻熟则贡赋裕矣，野富则国不贫。”[50]
最初，官府发给牛种，各地做法互有参差。顺治五年七月，户部因督饷部臣王来用咨请，调拨牛种银五万两，接济四川，由该省巡抚李国英派员于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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