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国土之广，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与之相比，对欧洲大陆各国来说，它们之间的贸易是外贸，而在中国则只是南方与北方、西部与东部的内贸，清代前期商人经营比起同时的欧洲商人要自由、便利得多。清代前期的商人正是在这种条件下，迅速发展起来的。

其次是政府推行的是一种宽松的商人政策。人们经常引用雍正说过的一句话：“朕观四民之业，士之外农为最贵，凡士工商贾，皆赖食于农，以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用来说明，政府把商贾看作四民之末，相对农士工，商贾排在最后，即“重农抑商”，是对商贾的轻视、压抑。其实这句话说的很明白，所谓四民之业，是指职业而言，非指等级，是把农、士、工、商作为四种职业来划分的。农业是根本，工、商是末，因为工、商是以农业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应该说这样划分职业的本末关系是正确的，重本无可争议，关键在于政府是否抑商，这里指是否轻视，或压抑商人。（政府的商业政策另文论述。）雍正在同一谕旨中还说：“至于士人所业，在乎读书明理，以为世用，故居四民之首。”88这里把士排在四民之首，并非把农民排在第一位，也没有把商贾排在未位。康熙曾明确指出：“商民领吴逆资本者甚多，隐匿者亦或有之，若据告追究，恐无赖之徒，借此诈害富民，有累百姓，商人为四民之一，富民亦国家所庇，藏富于民，不在计此铢两，以后有首告者，应不准行。”89康熙把商人看作四民之一，既不是把商人排在末位，也没有轻商之意，而且还要庇护。乾隆也在上谕中称：“朕因米粮价值，民食攸关，凡可以设法调剂者，无不预为筹划。且商人亦系四民之一，皆当激发天良，改其垄断恶习。”尽管从情感上，他认为：“其情甚属可恶”，90但也并没有轻视商人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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