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这样一些措施和行动，到康熙五十年的时候，取得显著成效。玄烨在五十一年考虑停征丁赋问题时曾用夸大的口气说：“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省，……自平定以来，人民渐增，开垦无遗，或沙石堆积难于耕种者有之，而山谷崎岖之地已无弃土，尽皆耕种矣。”[19]

当然，他这话并非尽合事实，但接近事实，因为这时西南各省的土地虽然不是已经“开垦无遗”，而实际上大部分却都在耕种，只是隐匿的多，报出的少。从下面的一些事实可以看出：玄烨在康熙五十二年曾追究湖南为什么还有五百余顷荒地，派人去调查，等回来报告竟是：“荒芜田地四万六千一百顷有奇”[20]。雍正七年曾以四川“从未经勘丈，故多所隐匿”，派人去作丈量，结果：“旧册……都计二十三万余顷，丈得四十四万余顷，增出殆及半”[21]。实际这些土地并非全是荒芜，而是被隐匿。当时各省土地隐匿的情况极为严重和普遍。尤以西南诸省为甚，康熙末年四川巡抚年羮尧报告所征钱粮说：“仅及原额十之一，民间视隐田陋赋竟为常事。”[22]雍正初为处理云南摊丁入亩问题，胤祯的谕旨也说：“？查出吴逆（三桂）平定后隐匿田土，量加增摊。”[23]显然这些隐匿的土地都在地主豪绅和官吏勾结下被掩护着实行耕种。

土地有隐匿，玄烨是很知道的，他说：“各省民田未有不溢于纳粮之额数。”[24]又说：“天下隐匿田地不少，但不可搜剔耳。”[25]他对土地不肯深究细查的这种态度是可以理解的，这和他对吏治尧地方官在乡绅身上“不必吹毛求疵，务以安静为善”[26]是同一的态度，因为玄烨统治中国的主要政策是笼络汉族地主阶级作为其统治政权的骨干，因而就必须照顾到他们的利益，以便取得他们的帮助和支持。

从这种土地的严重隐匿情况来估看，说康熙末全国原有土地基本恢复耕种，应该不算夸大。[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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