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玄烨很重视实行蠲免田赋。这和实行节约同样是他从事恢复经济的重要措施。他说：“历年敦崇节俭，严核浮冒，盖欲为布德行惠之资。”[60]他认为“欲使民生乐业，比屋丰盈，惟当已责蠲租”[61]。

从康熙二十五年起几乎每年，对一省或对数省都实行“普免”（ 免征全年田赋）。四十八年时，以户部库存达到五千余万两，曾对全国“自五十年为始，三年之内，全免一周”。这种蠲免的措施对恢复经济是收到了相当效果的，如江西是遭受战祸极重的省分，到康熙二十七年即由“积年蠲免银米二百万有奇，民生渐裕。”[62]

我们对康熙朝实行蠲免所收到的效果，还应该作出较大的估计。因为当康熙中期全国尚存在有相当数量的自耕农，蠲免的好处能够轮到他们的身上。劳动人民生活能够等到宽松，他们对生产的兴趣就一定会加浓、积极性就会提高。

可是，等到了康熙末年，情况则逐渐发生变化，据玄烨自己所见到的已是“田亩多归缙绅豪富之家”，“小民有田者少，佃户居多”。这时的蠲免便和劳动人民关系很少，而都是便宜地主了。

封建政权的性质规定了它和地主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清统治者虽然洞悉此中情实，但不能作出何种断然的处置。在康熙四十九年，由于兵科给事中高遐昌提出对佃户的蠲免问题。清廷曾规定成：“田主免租七分，佃户三分。”[63]结果是空有此例，并不兑现。直到乾隆时，为佃户免租还要州县官对地主“善为劝谕，感发天良”[64]。乾隆帝弘历希望地主们能够“推朕爱民之心，自行酌量将佃户应交地租酌予减收”[65]。由此可见，从康熙末年以后，蠲免的好处是统通归于地主。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