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地丁是有两种积极意义的：一、无地的劳动人民不再向政府交纳丁税，解脱了长期加于他们身上的繁重徭役束缚。所以，当时有很多地主来反对，他们说：“使富户坐困于输丁，而一切游手作末者，皆相率而为化外之民。虽逃丁以鬻贩邀厚利，而官莫得敛而役焉。”[88]正因为劳动人民相率成为化外之民，可以到各地去充当工匠和经商，因而有助于当时大小城镇的繁荣。可是，又因为这时的城市手工业和商业还不能容纳这许多人，因而其中一部分人便落为“纷于镇集，散于江湖”的无业游民。二、劳动人民由于不再有添丁纳税之虑，人口逐渐繁殖起来。弘历曾说：“较之康熙年间计增十余倍”。我们再从私人记载看一下，乾嘉间人诸联《明斋小识》（卷四户口）记青浦县（属江苏松江）人数：“顺治朝三万一千五百二十五口。乾隆丁未（五十二年）核户版增至五十四万六千二百三十九口，内男丁三十万一千四百二十六，妇女二十四万四千八百十有三。”人口的增长实可惊人！自然，这里面也由于既合并丁税，官吏豪绅不必再搞那套“新增丁则放富升贫，除故丁则移甲换乙”[89]的隐秘人口的鬼把戏，从而户口公开了。但是，从当时清廷对待由人口繁殖粮食发生恐慌问题的着急情况来看，如胤祯要拔烟苗，又劝止农民不要“以米谷饲养豚豕”[90]，人口确实是增多，也是无可怀疑的。

火耗是由明朝田赋继续带下来的，其性质直等于一种公开加赋。名义上是借收入的赋银倾销有耗折而加征，实际官吏即以此作为侵吞肥己的最方便法门。

火耗在康熙的整理田赋中一直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这种火耗的加征在州县是“任意加增，视为成例”，在漫无限制之下赋银每两“重者每两至四五钱”[91]，等于半倍田赋，而偏僻州县以赋额原少之故，“税轻耗重，数倍于正额者有之”[92]。

这种火耗也同丁税一样，实际上的负担者是广大农民，因为其缴纳的情况是“乡愚多输，而缙绅胥吏听其自便”[93]。其所以如此，也即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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