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物辐辏,商贾云集,千艘万舳,往迥不绝”[78]。长江以南竟是这样的繁华。同时北方城市也同样已经恢复,不仅北京“民舍市廛,日益增多,略无空隙”[79],而进京孔道涿州也是“往来者林林总总,阛阓喧阗”[80]。
我们还可以用雍正初年的辟置州县来说明这时社会经济恢复的程度。从雍正二年起陆续在各省增添或提升了许多州县,如山西即有九个州提升为直隶州,山东有四个直隶提升为府,江苏更以“地广人稠,尤称繁剧”之故析置出来十四个县[81]。其余各省也多有增辟或复归。这种扩大地方行政机构的措施,毫无疑问,就是标志着从康熙以来的社会经济的上升。
清初经济恢复的过程之所以并不很长,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是在明末农民大起义“打击了当时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之后,把“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并且它所继续的是中国封建后期经济高度发展的明朝。它又从明朝的灭亡和应付汉族人民的抗战中取得许多经验教训。于是,杰出的满族统治者玄烨,在其完成统一之后,采取一方面扶持汉族地主,另方面对劳动人民也作出一些适当的让步的政策,这样就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巨大生产力继续前进,从而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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