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观从康熙二十年到五十年这一个阶段，清廷通过上述各项重要措施，取得了社会经济的基本恢复。

这时，除西南诸省恢复较为迟缓以外，在各地普遍显示出丰盛景象。据玄烨在康熙四十年以后的巡幸中所见，已是“畿辅秦晋民俗丰裕”[66]，“浙江……农桑遍野，户口蕃殖”[67]，他又说：“观近日南方风景，民间生殖，较之康熙三十八年南巡时似觉丰裕。”[68]

这些话固然系出皇帝之口，不能即信以为实，但与其他资料所示情况比看，是和事实不甚相远的。这时内地和沿海各省土地绝大部分全已耕种，淮扬固已“无尽寸之荒”[69]，河南也是“其不耕者大都斥卤砂碛”[70]，山东被排挤出来“至数十万人之多”也并不显人少，福建也是“户口繁息较往年数倍”。这些都具体说明社会已由荒凉破败转变为繁盛兴旺。

跟随社会经济的恢复，城、镇也都热闹起来了。这时著名的工商业城市苏州是“郡城之户，十万烟火”[71]。其“阊门内外，居货山积，行人水流”[72]。据雍正元年苏州织造胡凤恽所奏：“有染房踹布工匠……总计约有二万余人。”[73]证以最近在苏州发现的石刻资料，早在康熙三十二年，地方官即有碑禁止踹匠“齐行增价”，五十四年踹匠更要求建立“踹匠会馆”[74]。其人数在当时显然不会少了。同时大的市镇如汉口是“舟车辐辏，百货所聚，商贾云屯”[75]。小市镇如双林镇（属湖州）是“吴越闽番，至于海岛皆来市焉，五月载银而至，委积如瓦砾”[76]。在三藩战乱中被破坏最厉害的景德镇，这时也恢复成为“人居之稠密，商贾之喧阗，市井之错综，物类之荟萃，几与大邑等”[77]。在杭州北新关所通过的“上赖江西闽广，下赖苏松常镇等商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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