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营。而曾支持戊戌变法的廖寿恒则由刑部尚书降为礼部尚书,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就此闲职亦被罢陈。至此,正式形成顽固派独把朝纲的局面。此乃六十年代以来绝无仅有之怪现象。
洋务派的失势、帝党的消隐,使顽固派势力迅速崛起,成为掌握实权的核心力量。
然而,中国近代历史证明:任何*势力或派别,只有当它取得资本帝国主义的承认和支持时,方能维持自己的权势,保住自己的“宝座”。但因顽固派盲目排外,使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竭力扶植洋务派,支持光绪帝,使“己亥建储”陷于难产。恰在双方相持之际,义和团运动勃兴于华北。顽固派同洋务派及帝国主义的矛盾与斗争亦随之加剧。
二
就反对变法、废帝立储而言,那拉氏同顽固派是一致的。
自英美日等国“支持”光绪变法之日起,那拉氏即对帝国主义不满。她绞杀变法后,为废掉光绪,曾布谣光绪病重,结果驻京各国公使纷至总理衙门警告,并派法国医生入宫验看,证明:“血脉皆治,无病也。”(《义和团》第一册。)继之,那拉氏立薄隽为大阿哥,准备废除光绪帝,令李鸿章试探各国公使态度;不料又遭各国公使反对,更使她恼羞成怒。当时梁启超在日本办《清议报》,痛斥那拉氏丑行,那拉氏派特务行刺,因日本有关人士的阻挠,败兴而归,那拉氏“由是痛恶外人”;康有为逃亡香港,李鸿章奉旨捉拿,“而英兵卫之严,不可得”。李鸿章将此情形禀报后,那拉氏大怒道:“此仇必报。”(《义和团》第二册。)她立薄隽为大阿哥,经元善等二千人联名反对,那拉氏下令地方官拘捕*,经元善亡走澳门,葡督徇其请,禁经元善于大炮台;但兴中会会员谢赞泰代求香港总督营救,使经获释(沈云龙《近代史事与人物》第144页。)。如此等等,使那拉氏对帝国主义的仇亲心理愈积愈深。这样,顽固派和那拉氏在看待洋人问题上,在思想上便产生了相同因子。
一九○○年,义和团运动在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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