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当时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为数众多的官吏和士绅疾恨帝国主义的侵略，同情和支持义和团抵抗外侮的要求，甚至亲自参加义和团。他们希望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通过政府招抚义和团，出现一个万众同心抵御外侮的局面。这部分人招抚义和团的目的虽与载漪不同，但他们要求招抚义和团的愿望和载漪等顽固派的期望却是一致的，从而使顽固派的“招抚”主张得到赞助，赢得了国内舆论的支持。

　　基于上述诸因素，一九○○年六月上旬，那拉氏采纳顽固派建议，招抚义和团；从而使“三五成群”，“聚散无常”，缺乏严密的组织和纪律的义和团得以迅速入京。尽管那拉氏和顽固派们招抚义和团别有用心，但它在客观上有利于义和团的迅速发展。

　　三

　　义和团运动迅速发展之日，也正是顽固派日益嚣张之时。

　　首先，顽固竭力控制义和团。为此，他们“备极牢笼之术，隐寓钳制之方”，使义和团成为他们排外、废立的工具。

　　第一步，紧紧抓住在京义和团的领导权。他们针对义和团组织涣散、缺乏领导核心的弱点，乘虚而入，自宣战之日起（六月二十一日），英年、载澜、刚毅、载勋等都先后受命具体办理管辖指挥义和团事宜。

　　第二步，从组织上严密控制。他们在庄王府设立总坛，“凡五城散团及新从匪者，皆令赴庄王府报名注册”(《义和团》第二册。)。凡挂号者，“籍姓名部署，比于官军”(《义和团》第一册。)，佩用庄王府所赐龙旗，上书“奉旨义和团”。“何时战防，听侯传牌调遣”(《庚子记事》第18页。)。挂号义和团员，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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