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诛戮异己，安插私党。

　　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了在对待义和团和帝国主义侵略问题上出现了主剿主和与主抚主剿的*分野。在反对义和团的人们中，不可否认有一部分是与帝国主义有更多的联系和勾结，“有通洋情而受贿者，有仗洋势而升官者，有借洋务而致富者，有隶名教堂而甘心从逆者，有资财寄顿于洋行、子弟游历于各国、与洋人相依为命者”(《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但也确有一些人，比较冷静地估计到当时的客观斗争形势，他们反对义和团只是出于义和团的斗争方式并不足以挽救民族于危亡，反而可能给国家招来大祸的认识。其中有的如袁昶、许景澄等，他们为了这种*信念，甚至不惜牺牲身家性命，尤其是光绪帝，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自朝鲜之役，创钜痛深，效亦可睹矣。况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合而谋我，何以御之？”(《义和团》第一册。)当他意识到那拉氏和顽固派们招抚义和团的无耻用心之后，更是反驳之不遗余力，斥责他们“以民命为儿戏”(《义和团》第一册。)。

　　丧心病狂的那拉氏和顽固派为达其目的，不择手段，大肆诛戮异己。六月二十五日载漪率六十名义和团员闯入大内时，便扬言要“得一龙二虎头”（龙即光绪帝、二虎即庆亲王奕劻和大学士李鸿章）(《义和团》第一册。)。曾廉、王龙文、彭清藜、吴国镛及御史刘家模先后上书，请令“按户搜杀，以绝乱源”；刑部郎中左绍佐，请斩郭嵩焘、丁日昌尸，以谢天下；户部主事万秉鉴竟至要找久处阴曹地府的曾国藩算账(《义和团》第一册。)；满洲大员还提出“诛三凶”（即诛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的口号。这里，顽固派不单单是反对主剿主和者，更把矛头指向了数十年的洋务派。在北京，他们凭其优势，恃那拉氏之威，“或资拳以粮，或赠拳以械，三数人倡之于上，千万人和之于下”，“叫嚣隳突”，“凭恃城社，挟制朝廷”(《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旬日之内杀五大臣，诏辞忸怩，无左证，又欲杀奕劻、王文韶、廖寿恒、那桐，会城破而免”(《义和团》第一册。)。后又杀已革侍郎张荫桓于新疆。顽固派这种盗用义和团力量，戮杀异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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