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每天可得团费千六百文,月赐太仓粟,“倾公帑赡养之”。过去在生活上“自备资斧”的义和团,在经济上不再处于独立地位,而完全依赖清政府的供给,从而受制于顽固派。
第三步,纪律上约束,心理上笼络。一方面,“严定条规,引之就范”(《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继之,刊发《义和团团规》,规定:“如遇调遣出征,当谨遵号令”;“生擒洋人及教匪系官职者,在京应交统率王大臣”(《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七年第一期。)等等。诱逼义和团听其调遣,勿得稍有越轨,从而将义和团反帝斗争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另一方面,竭力笼络义和团。徐桐赠义和团大师兄对联云:“创千古未有奇闻,非左非邪,攻异端而正人心,忠孝节廉,只此精诚未泯;为斯世少留佳话;一惊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胆,农工商贾;于今怨愤能消。”(上海中华书局《清朝野史大观》第四册。)载漪“为拳党论功,除武功爵者数十人,赏责无虚日”(《义和团》第一册。)。千方百计使义和团在思想上受其支配。
在控制义和团的同时,对于那些不愿听从他们指挥和调遣的义和团,便诬之为“假冒滋事之团”,“随时拿办”(《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立即取缔。顽固派利用这种打拉结合的手法,很快将义和团纳入他们排外、废立的轨道。也正是假借蓬勃发展的义和团运动,顽固派势力方得以迅速膨胀。当时载漪、徐桐、崇绮“主兵事,有请无不从,政在军府,高下任心,奕劻枝梧其间,噤不敢言”(《义和团》第一册。)。载漪其人,“车骑服色,拟于乘舆,至自称九千岁,出入大清门,呵斥公卿,无敢较者”(《义和团》第一册。)。
其次,蛊惑那拉氏对外宣战,企图乘间夺取摄政大权。
顽固派利用那拉氏仇外心理,极力怂恿她对外宣战,以期废立之实现。载澜等“短衣窄袖,腰裹束红布”,“呼呼跳跳”(《义和团》第三册。);载漪“屡导拳匪入宫演术”,“千方百计使西太后对于义和团的神奇力量,受到如此深刻影响,以致相信他们(指义和团)确能打败世界上其余的国家”(《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史料选译》)。其时,那拉氏象“中了魔毒”一般,每日于万机之暇,必将神团咒语诵七十余次”(《义和团》第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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