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对毓贤多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如何正确评价毓贤，我认为值得重新考虑。本文拟从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关系及其对毓贤的影响这一角度，对义和团运动时期毓贤的功过加以剖析和辩白。

　　支持义和团并非阴谋欺骗

　　毓贤承认义和团“是自保身家”（《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44页，以下简称《义丛》）的合法团体，采取“抚”的政策。史学界普遍认为这是由于义和拳发展壮大，毓贤无力镇压，乃采取阴谋欺骗利用；有的则认为这是从内部腐蚀和涣散义和团的恶毒策略。历史果真如此吗？

　　东抚任内对义和拳的态度。一八九九年，平原拳教斗争开始时，参加仇教活动的拳民为数不多，地方当局并非无力镇压。署平原县令蒋楷主张镇压，“上请示通禁之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1·354页，以下简称《义和团》），而“抚批久不下”（同上355页）。事后，毓贤承认这是由于在民教纠纷中，“该县不能持平，且纵蠹役陈得和屡向百姓讹诈，以致激成众怒，盗匪遂乘机抢掠”（《义和团档案资料》35页，以下简称《义档》）。因此下令收禁陈得和，释放被拿平民，奏参革职署县蒋楷，揭参“弹压查办，实属孟浪”的营官袁世敦（《义档》36页），并指出：东省民教不和，咎在教士、教民欺压平民，而地方官“大半逢迎教士，曲从其意”，“百姓遂多不服，因而闹教生事”（《义档》39—40页）。可见，毓贤对以义和拳为骨干的反洋教斗争，是有一定程度的同情和支持的。虽对“抗官拒捕，伤毙勇丁”的义和拳首领朱红灯、于清水、心诚等人加以残酷镇压，但又如实奏报了他们“向习拳棒，均未为匪”。朱红灯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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