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屡被教民遇事科罚不平”,故起意纠众“滋闹”(《义档》41页)。这与蒋楷等人目之为“邪教”、“妖人”,主张一味镇压的态度是有明显不同的。
在蒋楷所写的《平原拳匪纪事》中,对毓贤不支持他镇压义和拳表示不满,他说:“初抚部主张拳会,闻平原之禁之也,怒。见致历城两电,而大怒。及听拳匪偏词,……而其怒遂不可遏”(《义和团》1·360页)。因此拳民有持无恐地说:“巡抚为我,知县加我何”?“设厂至遍城内外”,使蒋楷气愤地说:“当事爱拳匪如子(《义和团》1·355页)。这固然是夸大攻击之词,但也反映出毓贤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对义和拳采取了同情和支持的态度。
晋抚任内与义和团的关系。一九○○年三月,毓贤抵山西巡抚任后,“接见属员,屡言杀洋灭教之事”,府县申报反教拳民为“拳匪”,毓贤“痛斥之”。并对司道说:“义和团确系义民”(《山西文史资料》第二辑19页)。六月二十四日接到宣战谕旨后,毓贤立即召集义和团,并邀“设坛于抚院前,受人拳术”,“大师兄出入抚署,无敢阻之者”(同上)。毓贤告示说:“传习拳勇,借此可以化弱为强,原所不禁”(《义和团》1·506——507页)。六月二十七日府城爆发焚毁英教堂事件时,“毓贤偕司、道、府、县往观,袖手不救”(《山东资料》第三分册211页)。认为“此案先由华教士开衅,激怒众人,咎由自取”(《义和团》1·503页)。使山西“通省之民,半成拳党”(《义档》1·079页)。“先后焚天主、耶苏两教堂共九十余处”,“被杀之英、美、瑞、义、比、荷各国教士共一百五十余名”(《义档》1·233),成为反洋教反侵略斗争比较猛烈的一个省。实际上毓贤在一定程度上曾领导了山西反帝爱国斗争。
毓贤对“民教不和”与义和团的基本看法。一八九九年四月,毓贤接任东抚后,奉旨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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