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省民教不和，由来已久。缘入教多非安分良民。在二十年前，平民贱视教民，往往有之，并未虐待教民也。迨后，被强我弱，教民欺压平民者，在所多有。迩来，彼教日见□张，一经投教，即倚为护符，横行乡里，鱼肉良民，甚至挟制官长，动辄欺人。官民皆无可如何，断无虐待教民之事。每因教民肆虐太甚，乡民积怨不平，因而酿成巨案。该国主教抵听教民一面之词，并不问开衅之由，小则勒索赔尝，大则多端要挟，必使我委曲迁就而后己，近年情形如此，委无虐待教民情事。此奴才服官东省二十余年，耳闻目见，知之甚确者”（《义档》24页）。

　　应该承认，上述就贤“耳闻目见”的情况，已经比较正确地反映了客观的真实。他的基本看法是：“教民欺侮平民，平民万难忍受，始有谋立拳会以自保身家者”（《义档》39页）。所以拳民是良民，拳会不是邪教。至于“闹教生事”，则系“教民欺压平民太甚，以致群起不服，盗匪乘机窃发”（《义丛》第二辑51页）。“其中固难保无被诱之拳民，然亦有拳民绝不与闻者，固不能概诬拳民以闹教之名也”（《义档》40页）。承认“闹教生事”，多数拳民是没有责任的。

　　其次，在民教斗争的基础上爆发的义和团运动，毓贤对锋芒完全向外的所谓“真团”是同情和支持的，宣战后不但公开加以赞扬，且寄予很大的期望。对所谓“假团”，则“严拿重惩”（《义和团》　1·507页）。这也从他所颁布的许多布告可以看出。如在山西所出六言告示说：“义团乃是义民，忠义奋不顾身，只知赤心保国，所凭正直尊神。一心杀洋灭鬼，绝不累及好人”（《义和团》158页）。庚子年七月五日的布告指出：“现在义和拳民，并不乱杀泄愤，所有一切财物，秋毫皆无所损。如有乘机抢掳，即系土匪土棍”（《义和团》1·507页）。他主张抵抗外国进攻，要“与义和团联络声势，相机办理”，才能“克建大功”（《义档》182页）。山西绅民担心毓贤离晋后“恐省城不保”，毓贤告以“有义和拳共图捍卫，似可无虞”（《义档》319页）。

　　毓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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