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议和，首先碰到的是惩凶问题。各国均“先办祸首，后再开议”相要挟（《义档》842页）。法、德、英在华使领人员向刘坤一表示：“毓贤、董福样情罪龙重，必须骄诛为言”（《义档》786页）。俄国使臣更提出“毓贤、董福祥情节最重，无可赦免”（《义档》742页）。

　　毓贤成为帝国主义要求惩办的罪魁祸首时，洋务派官僚也借势推波助澜，一再要挟清庭屈从。议和全权大臣奕□、李鸿章更是秉承其侵略者的意旨，不断向清庭施加压力。先在十一月初转达外人的要求是：“先办祸首，十一人一律正法”（《义档》749页）。十二月又提出将毓贤等六人“尽法惩治”，以保全载□的方案。在这种情况下，西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一再让步，对毓贤等人的处分不断升级。致使最后毓贤的罪状是：“前在山东巡抚任内，妄信拳匪邪术，至京为之揄扬，以致诸王大臣受其煽惑，及在山西巡抚任内，复残害教士教民多命，尤属荒谬凶残，罪魁祸首，前已遣发新疆，计行抵甘肃，著传旨即行正法”（《义档》939页）　。

　　清庭为了“俯从和议”而杀毓贤的消息传出后，曾引起了一些官吏的愤慨与抗议。翰林院编修张星吉、户部主事李经野、补用知府曾廉、翰林院编修王龙文等人上书反对和抗议。张星吉等还恳求“贷其一死以为天下臣子之尽忠尽孝者劝”（《义挡》856页）。杀毓贤的消息作到兰州后，兰州绅士张贴告白，“约会群众，代为请命免死”。但当时朝庭既已决心投降，这些微弱的呼吁虽义正词严又何济于事。毓贤“知事无益”，“自知其死之正大光明，嘱群众勿阻”（《义和团》1·327页），“使贤光明正大守法以死”（《山东资料》第三分册213页）。二月二十四日被斩于兰州，结束了他的一生。

　　综观毓贤在义和团运动时期的言行，他是一个有爱国表现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臣。对于他联络义和团反对侵略的爱国表现应予肯定，不能因其有顽固落后的封建思想和盲目排外行动而加以全盘否定；对于他镇压部分义和团民的反动表现应加以批判，但也不能因此而不承认他支持义和团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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