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毓贤的态度相反，如袁世凯就一口咬定“义和拳实系匪类，以仇教为名而阴逞不轨”（《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二期19页）。反对联络，主张“严禁预防，未可权宜迁就”（《义档》95页）。刘坤一认为义和拳“名为忠义，实则叛乱，专为国家挑衅，断非良民”（《义档》112页），“似应一意主剿”（《义档》121页）。李鸿章当时曾五次电奏“先清内匪，再退外兵”（《义档》317页）。当清庭对外宣战后，这伙洋务派官僚却公然与帝国主义订“东南互保”条约，联合帝国主义各国共同镇压义和团运动，他们是一伙彻头彻尾的反动派，出卖民族利益的卖国贼。

　　毓贤在对待义和团和帝国主义的态度上与袁世凯等洋务派官僚的分歧，是民族矛盾尖锐化引起统治阶级内部的深刻分化所促成的。毛泽东同志指出：“当帝国主义向这种国家举行侵略战争的时候，这种国家的内部各阶级，除开一些叛国分子以外，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这时，帝国主义和这种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而这种国家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在内），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中国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一九OO年的义和团战争和目前的中日战争，都有这种情形（《毛泽东选集》295——296页）。

　　封建统治阶级的忠实奴才

　　一八八八年，毓贤在曹州知府任内，一年多就残杀了大刀会二千余人，被称为“善治盗，不惮斩戮”（《清史稿》毓贤传）的一个*不眨眼的屠夫。在义和团运动时期，也继续镇压过一些团民。所以许多同志断定，毓贤对义和团的支持是假支持真镇压，他所采取的手法是反革命两面手法。

　　毓贤对义和团的态度确有两面性，既有支持的一面，又有镇压的一面，这是众所周知的客观事实。作为一个封建统治阶级忠实奴才的毓贤，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当义和团斗争锋芒指向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时，他便认为是“真团”，而加以支持；反之，当义和团被认为危及封建统治时，他便视之为“假团”，加以残酷镇压。怎样判断拳民之真伪？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即以滋事不滋事，守法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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